蔡襄為犯顏直諫者辯/宋志堅
蔡襄於我，印象最深的有這樣三件事，一是他為范仲淹「越職言事」案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而譏不能伸張正義反而投靠權貴的司諫高納，這是見證他的凌然正氣的；二是至今仍在便民利民的泉州洛陽橋，這是他任地方官時造福一方流傳千年的頗具象徵意義的政績；三是以「蘇黃米蔡」合稱「宋四大家」的他的書法——「蘇黃米蔡」之「蔡」是蔡襄還是蔡京雖有不同看法，但史稱「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卻是白紙黑字，有案可查——這是體現他的藝術造詣的。近讀《宋史．蔡襄傳》，讀到他上疏宋仁宗時為「忠誠剛正」之諫官作充滿睿智與正氣的「好名」、「好進」、「彰君過」之辯，同樣堪為其人生之一大亮色。
事情發生在慶曆三年，即范仲淹「越職言事」受貶七年之後，「仁宗更用輔相」，罷呂夷簡而起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親擢余靖、歐陽修及王素為諫官，「一日並命，朝野相慶」。此前作《四賢一不肖》詩的蔡襄「又以詩賀」，余靖、歐陽修及王素「三人列薦」蔡襄，「帝亦命襄知諫院」。這是「言路開」的一個良好開端，蔡襄為此而喜，卻又深知「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恐「邪人」進饞，慮「正人難久立」，為「毋使」仁宗「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遂以三辯上疏：
一為「好名」之辯。「好名」自有「沽名釣譽」之意，或曰「好出風頭」。易出此言者其實明白，在正派人心中，「正直」與「屈節」相對而揚名。犯顏直諫所「犯」之「顏」即為「龍顏」，一旦「龍顏」大怒，是要掉腦袋的，故歌功頌德者多而犯顏直諫者少，唯唯諾諾者眾而批逆龍麟者寡，為公道正義而甘願以命換「名」者能有幾人？所以蔡襄以為，真正「好名」即「沽名釣譽」之徒，觸犯龍顏的事，批逆龍麟的事，是絕對不會去碰的。這種人「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而且時時觀顏察色，一旦「龍顏」不悅，就做縮頭烏龜，「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實在乖巧得很。只有「忠誠剛正」之士，才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論事唯恐不至」，絕不會瞻前顧後，為「避好名之嫌無所陳」。
二為「好進」之辯。「好進」猶謂「貪進」，自有「向上爬」之意。易出此言者當然知道，好順適之快乃人性之弱點，所謂「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處於上位者尤其容易犯有此病。蔡襄沒有再說在范仲淹「越職言事」案中他們這些人所遭受的冤屈，但論「前世」之事，所謂「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此類「忠誠剛正」之士又「何好進之有」？他表達了自己與「一日並命」的三位諫官之心志：「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不管是否再有升遷，都準備一如既往地恪盡職守。在他看來，真正「好進」之徒、總是「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常為自己的明哲保身所嘗到的甜頭偷?樂呢，哪會去做那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三為「彰君過」之辯。如果說「好名」、「好進」只是「動機」，那麼「彰君過」就是罪孽了。在帝王至高無上的時代，君臣大禮壓倒一切。「彰君過」可謂無「人臣之禮」而有「不臣之心」了。與此相類的另一種說法，叫做「訕上賣直」，即以「訕謗」皇上來販賣自己的正直之名。不妨作個淺顯易懂的假設：假如哪位君主題辭之時寫了錯字或別字，有人不管他高興不高興，當場給他指出來讓他改了，有人出於種種原因沒給他指出來，任其將錯就錯，刻成石碑永遠地樹立在那邊並代代相傳，這兩種人相比，是哪一種人在「彰君過」呢？何況，「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孔子家語．執轡》）蔡襄就是這樣辯說的，在他看來，諫臣之為諫臣，就是諫君之「過」的，「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倒是那些乖巧者，往往患得患失，「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這才叫「彰君過」呢！
「好名」、「好進」、「彰君過」之是非曲折蔡襄說得很透徹了，無須我再去饒舌。蔡襄日後與余靖、王素被世人並稱「昭陵賢御史」，應是他踐行自己的「三辯」理念之結果，可見其言出行隨，言行如一。我想說的只是，事隔千年之後，此類是非曲折仍極易為一些人所混淆以至於顛倒的，蔡襄之辯有其現實意義，值得細細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