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博物館藏品顯時代光華/大公報記者 陳 旻
圖：北宋梵文本《陀羅尼經咒》圖為中國最早的刻本，生動圖繪了佛經故事，且為全世界唯一的梵文本
□一件文物的價值「看點」，往往在於其具有印證時代的罕見細節。蘇州博物館館藏的北宋梵文本《陀羅尼經咒》圖、宋代「投龍金簡」，和春秋75字吳王余?劍，以獨有的珍貴細節，記錄了時代光華。
1978年4月，在蘇州盤門城內瑞光塔第三層塔天宮內，發現一批五代末期至北宋初年的文物，在出土經卷中，有一件《陀羅尼經咒》，為雕版印刷品。
瑞光寺塔是位於蘇州盤門內的一座宋代古塔。宋代大中祥符年間（公元1008-1016年）重建時改為七層八面。高約43米。據蘇州博物館副館長程義介紹，這卷梵文本《陀羅尼經咒》被藏於真珠舍利寶幢內，為北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刻本，皮紙刻印，版框尺寸為25.0×21.2lcm。是國家珍貴古籍。
天城體梵文與印度同步
程義說，在唐代，據說誦此咒可以消災祛病，持此咒能得神佛保佑，所以很受大眾歡迎，經咒被人們視作「護身符」，暗藏於手鐲、項圈等其中，隨身攜帶。唐代晚期，印刷術少見，經咒手寫得多，刻得少，這件梵文《陀羅尼經咒》刻本為中國唯一最早、最完整的經咒刻本。目前世界上僅日本有一件略早於中國的經咒刻本。
因為經咒為密語，一般人很難理解，為了讓人們能明白經咒的內容，通常都要繪製一幅畫。這件經咒中間的主尊是釋迦牟尼佛，傳說天上有很多妖孽在危害人類，釋迦牟尼坐?牛車，在天上巡視，左右伴有隨從和星宿。
細觀此經咒，中央畫一長方形雙線框欄，內繪佛教經變故事，欄內左、上、右三方，各鐫墨線雙圈四個，內繪黃道十二宮像，自左下起，依次為：白羊、天蠍、雙子、巨蟹、天秤、獅子、寶瓶、雙魚、人馬、金牛、室女、摩羯。欄框外周橫排梵文經文，計四十七行。經文左右兩側各鐫線刻神像十四名，合為二十八宿。上方繪花卉圖案邊飾，下方為題記。
程義解釋道，此經咒的珍貴之處採取的是天城體梵文。天城體是印度文字中婆羅米（Brahmi）字母系統中的文字，其書寫形式是橫平豎直、棱角分明，字母的形狀特徵以「T」形為骨架，字母的上方均有一橫杠頂線，行文過程中頂線相連，因而天城體的文字全部均為橫寫的。天城體是十一世紀才自印度興起，這件經咒梵文本無疑就是當時剛剛興起的梵文天城體。
程義認為，根據下部漢文部分末尾的「景德二年八月」的紀年可知，這個印版雕於公元1003年，亦即十一世紀初。經版的書寫人為「傳大教梵學沙門秀璋」。梵學沙門應該是專門研究梵文佛經的僧侶。根據此卷中「大教梵學沙門」的稱謂來看，「當時中國佛教界和印度的聯繫非常密切，就連密宗經咒這一類對音義特別關注的文本字體變化都是同步的，這不得不令人嘆服。」
道教「投龍」3枚金鈕罕見
位於蘇州西山島上的林屋洞，號稱道教第九洞天，是歷代道教活動的重要地點。1982年，蘇州市整修該洞時，出土了一批珍貴文物，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北宋真宗時期的「投龍」遺物。此套「投龍」遺物包括金龍一件，金鈕三個，玉簡一枚，是目前時間最早、最為完整的「投龍金簡」組合，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和宗教價值。
道教投龍儀式始盛於唐代。唐代將道教從民間宗教躍升為國家宗教，道教的投龍儀式便上升為國家祭祀大典。唐代的投龍活動，多有記載，尤其以武則天、唐玄宗為最。
道教的投龍儀式，是將寫有祈福消罪願望的文簡，和玉璧、金龍、金鈕用青絲捆紮，在舉行齋醮科儀之後，投入名山大川、嶽瀆水府。金龍、玉簡是帝王道教投龍中的兩種重要信物。
程義介紹道，林屋洞在唐宋時期是江南地區的道教活動中心之一，當時遇有水旱之災，朝廷多派官員至林屋洞按照道教儀式進行祭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投龍」。
「投龍」是道教齋醮儀式中的一個環節，帝王通過金龍、金鈕和記載內容的玉簡向神靈祈求社稷安定。龍是神獸，是道教用來向神靈傳遞表章的交通工具。
林屋洞出土的金龍，長15厘米、高5.2厘米、毛重9.78克。金質，捶打剪裁成形，片狀。龍頭高昂，上顎突出，舌細長，口大張，下顎下捲，鹿角不分叉，尖端上曲，有鬚，長髮後披，蛇頸，腹身粗壯，上曲，虎尾上揚，前胸有長飛翼，四瓣獸足，肘毛明顯，火焰狀背鰭，前雙肢舉起，一後肢蹬地，另一後肢抬離地面。此龍形體粗壯有力，全身飾較大的鱗片。
據介紹，目前出土的「投龍」遺物中，金龍較少發現。而此次出土的三枚金鈕則極為罕見，形似金戒指，純金質，光素無紋，由金片鍛打成斷面瓦形後，即所謂的「圓其外」，疊焊成形。
金鈕在道教活動中出現較早，南朝即有。據南朝陸靜修所撰《齋戒儀範》記載：「初用金鈕九只，連簡沉之，後投不需，三過都止」，因此金鈕極為罕見。
同時出土的還有宋真宗玉簡，縱37.9厘米、橫9.9厘米、厚2.0厘米，為長方形，大理石磨製而成。宋真宗玉簡文字清晰可見，正面陰刻了「嗣天子臣恒上為宗廟下為群生請福祈恩消災散咎謹就」等六行楷書，確切地記載了宋真宗趙恒在天禧二年（1018年）委託大臣在林屋洞進行投龍儀式的事件。玉簡是「投龍」最為關鍵的物品。程義表示，林屋洞唐宋道教「投龍」遺物，尤其是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玉簡和金鈕的發現彌補了道教投龍史料的空白。特別是金鈕，過去從未發現過實物資料。
據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宗教與王朝政治的關係極為密切。古人認為，上天是人們生死禍福的主宰者，因而歷代封建統治者無不借助神權，假託天意，每個封建帝王都自稱「天子」，以示上受天命來管理人民。這點在宋真宗身上尤為突出。
宋真宗趙恒是宋朝第三任皇帝，經歷了澶淵之盟，以「歲幣」的形式換取與遼國之間的「和平」。趙恒聽信佞臣王欽若的建議，大肆開展崇道儀式。在帝王的「帶動」下，「天下爭言符瑞現象」。而作為道教聖地的林屋洞，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趙恒青睞的與神靈溝通的重要場所。
程義說，林屋洞宋真宗玉簡是目前唯一考古出土地點明確、實物可靠無疑的宋代帝王「投龍」遺物。因此，林屋洞「投龍」遺物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時間最早，組合最完整的道教「投龍」遺物。但是，這也有可能是林屋洞最後一次「投龍」，因為「天聖（1023-1032年）中，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難以賚送醮祭之具，頗為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所罷處不可悉記」。蘇州西山林屋洞就在所罷之列，此後再未恢復過，所以也就沒有留下任何相關「投龍」遺物了。
吳王余?劍75字記錄戰功
2014年底，蘇州博物館徵集到一件春秋時期青銅劍，劍身鑄有銘文七十五字。2015年5月在該博物館展出後，立即引發海內外的高度關注。
該劍為「一」字形窄格，圓莖帶兩道箍，圓盤形首，劍脊隆起，寬斜從，近鋒處明顯收狹，雙刃呈弧曲形。通長57.5厘米、寬4.8厘米，束腰部分長約22厘米。劍身和常見的吳劍接近，但劍格中部隆起較常見「一」字格略高，劍柄和劍首裝飾簡單。銘文鑄在劍脊兩側，每側一行，共計七十五字，其中重文一字。
吳國王室青銅器存世較少，且多為兵器，銘文極少有記事內容。該劍銘文不僅有三位吳王的王名，三個國家，而且還記載有征伐、王位繼承等內容，是吳國王室兵器中較為重要的一件，也是目前世界所見先秦兵器中銘文最長的一件。
程義說：「這些銘文的內容非常關鍵，裏面涉及很多吳、越、楚三國之間的交往和打仗。」程義表示，這些內容和《左傳》和《史記》相互印證，對研究當時的歷史和謎團意義重大。
一年來，經過蘇州博物館考古學家們的孜孜研究，終於破解了這把劍的銘文含義。
程義說，首先，此劍銘文解決了長期以來關於吳王王名的爭論。該劍銘文明確了壽夢為父，壽夢有四子，即諸樊、余祭、余?、季札，諸樊、季札之名已經考訂清楚。此劍銘文又明確了兄弟關係。
其次，這劍的器主、年代與魯迅路吳劍相同。魯迅路吳劍之「姑讎 」及本劍之「姑讎亓 」是同一人，即余?。「姑讎亓 」一詞的出現，為吳國王室氏名研究提供了線索。此劍的製作年代，與魯迅路吳劍基本相當，只是此劍銘文更為豐富。據其內容可以判定，此時吳王余?剛即位不久，為了紀念這個重要的時刻而特意製作了此劍，並撰寫了記功性長篇銘文。
程義認為，此劍比魯迅路吳劍保存完整，依據該劍銘文，可對魯迅路吳劍銘文不清楚或誤釋的文字做一補釋。此外，透過銅劍銘文，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吳國的歷史文化，了解到更多關於吳國王位繼承的資訊。
他說，因為壽夢欲傳位於季札，所以吳國王位傳承採取兄終弟及之制。《史記索引》引《公羊傳》曰：「謁也，余祭也，夷末也，與季子同母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兄弟遞相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其具體情形，據劍銘文可知，王位繼承人是由在位的王指定「嗣弟」或「義弟」的方式來確定的。這個嗣弟或義弟可能要有一定的軍功，所以余?在劍銘中一再強調自己的赫赫戰功。
如果綜合考察多件吳國青銅劍銘文，當時相當一部分青銅劍的銘文已經包含有大量的記事成分。這些銘文，多的如此劍達七十餘字，放在北方青銅禮器中也算中等篇幅。因此有理由認為，由於吳國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戰爭格局，使得銅料在吳國異常珍貴，所以早期吳人沒有採取北方以容器、樂器為禮器的傳統，而是因地制宜地以劍為禮器。到了闔閭、夫差時期，國力日漸強大，方有少量青銅禮器之鑄造。
程義表示，這是吳國歷史上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可以稱為以兵為禮或兵禮器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