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兩位詩友/顧 農
杜甫的組詩《解悶十二首》，是他大曆元年在夔州時的即興之作，各首之間並無密切聯繫，大抵是想到哪裏就寫到哪裏；這同組織嚴密的《秋興八首》大不相同。
這時已經上了年紀的詩人杜甫很喜歡回憶往事，這裏就提到兩位早年的詩友：薛據和孟雲卿，分別見於其四、其五兩首之中：「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薛、孟二人後來在詩歌史、文學史上都沒有多高的地位，甚至難以提到，但杜甫很尊重他們，並從他們那裏學到不少東西。杜甫之所以成為偉大的詩人，同他廣泛地向同時代的詩人學習，即所謂「轉益多師」（《戲為六絕句》之六）是分不開的。
薛據繼承建安風骨
薛據比杜甫年長十來歲，應算前輩，杜甫很注意向他學習。薛據當過水部郎中，於是杜甫將他比作也當過水部郎中的南朝詩人何遜，又說何遜曾有沈約、范雲等知音，而薛據則沒有這樣的幸運——他的言外之意說，自己就是這樣的知音，可惜人微言輕，起不了什麼大作用。杜甫又將薛據與建安大詩人曹植、劉楨相提並論，這是很高的評價。
薛據出道甚早，開元十九年就進士及第，當過縣尉、縣令一類地方官；天寶六年又中制舉之風雅古調科第一，調進中樞任大理司直；天寶十一年秋天同儲光羲、高適、岑參、杜甫一起登上長安的慈恩寺塔，同時作詩，所以岑參的詩題作《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可惜薛詩今已不存。
薛據早擅詩名，他的老朋友高適在《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一詩中給予高度評價：「故交負靈奇，逸氣抱謇諤。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稱頌他天資極高，敢講真話，富於實際才幹（「經濟具」），而作詩則繼承了建安風骨。這最後一點同杜甫的詩句「曹劉不待薛郎中」看法完全一致。高適本人也是自覺學習建安詩風的，具體表現為以高昂豪邁的熱情為主，而亦不廢悲涼慷慨；他是盛唐時代的一流詩人之一。
同薛據、高適這些詩友的交往，進一步促進了杜甫對建安詩歌的學習和借鑒。杜甫同高適一直保持比較多的聯繫，有?終身的友誼；他同薛據的聯繫相對薄弱，但鏈條也並沒有全斷。大曆二年薛據在荊州，杜甫有《寄薛三郎中據》詩，其中深情地回憶舊事，又說起現在對方雖然年紀相當大了，而身體和精神都很好，詩仍然寫得極好：「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可見杜甫讀過薛據的近作，並給予高度評價。
杜甫又有《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詩末特別提到「荊州過薛孟，為報欲論詩。」可惜此事未得下文。其時天下喪亂，薛據似乎很快就去世或下落不明；其作品流傳至今者只有十來首，他總是用古風的形式寫局勢的艱難和自己的牢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那個由盛而衰的時代。
儘管史料大量喪失，但是人們仍然可以感受或推測到，杜甫在青年時代肯定從前輩詩人薛據那裏得到過營養和啟發，否則就不能理解他為什麼對薛據的評價如此之高。就現在能夠看到的文本而言，薛據似乎算不上「蓋代手」。
孟雲卿詩水準極高
孟雲卿比杜甫年輕十來歲，雖屬後輩，但水準很高，例如他在《悲哉行》中寫道：「朝亦常苦饑，暮亦常苦饑。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深刻地道出了大唐盛世裏弱勢群體的悲哀與不平。「貧賤多是非」一句尤為傷心。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評孟詩云：「當今古調，無出其右，一時之英。」杜甫也很注意從他那裏吸收營養。早在困守長安期間杜甫大約就認識這位傑出的青年詩人，到乾元元年，他們又兩度重逢，杜甫就此留下《酬孟雲卿》和《冬末以事至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兩首詩，其中都表現了很深的友情。孟詩當年得到很高評價，唐人選唐詩的《篋中集》、《中興間氣集》都選了他的詩，但可惜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也只有十來首。孟雲卿長於五古，大約又是喜歡論詩的，所以杜甫晚年得知他與薛據都在荊州時，特別拜託要往那裏去的一個親戚崔潩帶口信給他們兩位。
向地位高、年紀大的人學習，一般來說是容易做到的；在相反的情形下還虛心請益，就比較困難了。杜甫的高於流俗之處在於，他真心實意地向一切高手學習，深知道之所存就是師之所存，所以他能集大成。
大作家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偉大的，許多中小作家在大人物的成長過程中很可能曾經在精神氣質以至於創作方面給予過種種贊助和支持——歷史的真相理應是如此；但由於史料不足證，這一重要的方面往往很容易被文學史的敘述所忽略。杜甫是一個特別謙虛好學的人，存詩又比較多，所以這方面的資訊現在還能看到一點，實在相當寶貴，值得深長思之。
魯迅十分重視「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他說：「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要重要。」（《墳．未有天才之前》）中小作家以至文壇上的無名之輩，既是大作家創作的語境，也是滋養大作家的土壤。研究中小作家的意義，可以說即頗近於關注魯迅高度重視的「好土」。
盛唐時代詩歌創作的群眾基礎特別好，非常有利於從中生長出像杜甫這樣的參天大樹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