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史兼居延漢簡專家勞榦
月前在本欄介紹孟森《明代史》時，提及楊聯陞憶述一九三六年他在「北大」旁聽孟森所開講的明清史。可惜，他沒有取得講義，但上課所用的講義，一兩年後恰巧在東安市場某書攤買到，而且是一份裝訂本。嗣後，他負笈美國亦隨身帶備。一九五七年他把這份極可能是孤本的講義，從美國帶至台北，交與中華叢書委員會印行，使之不至湮沒，反可續蔭後學。此講義付梓前，由畢業於「北大」而其後亦成為史家的勞貞一（即「勞榦」）校閱。這本《明代史》初刊時，楊聯陞親自作序，並於序內說明，勞榦在「北大」畢業較早，好像沒有上過心史（即孟森）先生的課，但是對於先生在明清史上的成就也是很佩服的。
對於楊聯陞這段回憶，我輩後學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捧讀孟森此書時已經知悉。其實，我們在那個年代就讀高中及預科期間，已經同時翻閱時任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的勞榦在較早年間所寫的兩本斷代史，即《秦漢史》和《魏晉南北朝史》。這兩本我在七十年代購得的史書，均於五十年代初刊。前者初刊於五一年，後者初刊於五四年。
論篇幅，這兩本都是小書，每本只有百多頁，但都涵蓋了一般二手斷代史須予包含的內容。從資料數量看，若與近三四十年刊行的同類斷代史書相比，的確遠有不及。不過，我們作為後輩，必須明白箇中的兩大要點。
兩本小史確有可觀之處
首先，勞榦（一九○七至二○○三）的兩本斷代史成書於五十年代。當時有心寫這類小型斷代史的學者不多，數量上根本不可能與近三四十年海峽兩岸的斷代史刊行情況相比。加上當時資訊不大發達，遠遜當下的電子資訊時代，能夠隨時檢索資料，所以手上執有一本這般篇幅的小史，已經如獲至寶了。其二，勞榦這兩本斷代史雖然篇幅很小，但並非表示書內論據貧乏，分析欠奉。反之，這兩本小史確有其可觀之處。
勞榦《秦漢史》共分十四章，另有兩個附錄。頭兩章分別講述「秦的發展」及「秦始皇及二世」；第三章談及「楚漢之際」；餘下十一章則由「從布衣天子到無為而治」講到「蜀漢興亡」、「兩漢學術信仰及物質生活」以及「秦漢制度」，而兩個附錄是「世系表」和「年號表」。不過，最扼要精闢的，還是置於諸章前的四頁「自序」。
疆域概念及制度的確立
勞榦這篇「自序」，絕非交代成書的經過，而是以極小篇幅，提綱挈領，論述秦漢特色以及這段時期對整個中國歷史的影響。首先，他明確指出，「地理上的中國區域，無疑的，是包括東北，外蒙，新疆，和西藏的。這是一個整個的區域，這是一個絕對不能分割的區域。凡是在這個區域的人民，只有精誠合作，才能共同過着繁榮而和平的生活。但是這一個整個的區域的相關性的被發現，卻不在殷，不在周，而在秦漢時期。」換言之，中國疆域概念是在秦漢時期確定。
其次，秦漢兩代為後世奠立明確制度。勞榦指出：「在秦漢時期，不論官制，兵制，法律，地方制度，學校制度，選舉制度，財政及貨幣制度，以至於現代所用的度量衡制度，現在中國的文字，無一不是樹立了穩固而長久的基礎。這些制度，沿襲了兩千多年，雖然其中有些改變，但假如不明瞭設制的根源，也就無法推證制度中精神及關鍵之所在。」由此可見，沿襲千年的諸般制度，均確立於秦漢。
秦漢體現不同政治理念
其三，秦漢時代體現了不同政治理念。勞榦指出，「秦始皇和秦二世在位之時，是純粹法家思想實驗時期……在漢惠帝至漢景帝在位之時，又是黃老思想實驗時期……到了武帝即位之後，又成為儒法兩家相雜的時期。這種『雜霸之治』，在實行上雖然得到若干效果，在理論上仍是很有問題，所以漢元帝，王莽，和東漢光武帝又都以儒術為主。但儒術政治的根本，淵源於執政者的正心養家，表裏如一……因此漢元帝的政治只是牽制文義，優柔寡斷……王莽的政治，只是比漢武帝的儒術裝飾得更為多些……光武採用儒術，確比前人成功，但追究起來，仍不免有若干黃老的成分，摻雜在內（從古以來，政治的實行中，還未出現過百分之百的醇儒，所爭的只是採用儒家教理多寡之分罷了……）到了三國時期，曹操又以法術為政。諸葛亮亦是內儒外法，和王莽內法外儒成一對比，所以秦漢時代，正是一個諸家思想的大實驗時代，在後來二千年中，亦未曾出於這個範圍之外。」從上述引文可見，秦漢以至三國時代，是先秦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體驗期，時而更替，時而相雜，但始終脫離不了儒道法的範疇。
其四，勞榦明確指出「秦漢時代最重要的特徵，還在於當時的政治制度。秦漢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徵，是簡單明潔，富於效率……中國傳統政治的最高標準，第一是『清』，第二是『簡』……秦的亡國在於苛暴，王莽的亡國由於煩亂。就這個時期而言，困擾過的老百姓，需要的是休息。威逼過的老百姓，需要的是安靜，橫徵暴斂過的老百姓，需要的是薄賦……以簡馭繁，以定馭疲，以易馭難。這就是西漢初年及東漢初年所以能成功的大原因……從這一方面來看漢代的政治，也許對於漢代在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更容易看出來。」
反駁劉邦殺功臣之說
勞榦在「自序」內的寥寥幾段，已經把秦漢的歷史特色及對往後朝代的影響，清楚勾畫出來。能夠做到言簡意賅，精練入微，可見勞榦對秦漢的認識，確實瞭如指掌。另一方面，他在正文多處表達他獨特而足可提醒後學的論點。例如他在第三章「楚漢之際」提出兩個論點。其一「劉項之爭……項羽單純的代表楚國，劉邦卻並不是代表某一個地域觀念，只代表對於秦代政治路線的反抗。換言之，項羽所代表的，是楚國的復興，劉邦所代表的，只是秦帝國中人民的革命。」其二，他提出「世人以明太祖和漢高帝相提並論，認為都是殺戮功臣。這是完全不切當的，漢高帝為人，絕對沒有這麼猜忌，只因為世人太同情韓信了……明太祖甚至對於郭子興的後人也一律不留。漢高帝對於韓信，是先取消王號……再經韓信造反，漢才殺韓信……兩方面都有錯，不能說歸咎於一方的猜忌。彭越為呂后所殺，不由高帝，陳豨和英布確實反叛，不能怪漢室。」
勞榦以上的兩個論點，特別是第二個，其他史家未必苟同，蓋因功臣若不是情勢所迫，會不會走上叛變而明知造反難有成功指望的不歸路？不管勞榦如何着力為劉邦平反，但劉邦開了新朝皇帝殺功臣的先河，怎麼說也抹煞不了。不過，即使他的論點未必得到認同，但他力排眾議的膽識，確令後學敬重。
雖然一如前述，勞榦的《秦漢史》是本小史書，但由於書內所載者，並非純是篇幅有限的史料，而是以史實作為證據的史學論著，因此確有惠澤後輩之功。
至於初刊於一九五四年的《魏晉南北朝史》，雖然篇幅比他的《秦漢史》略大，但只有一百七十多頁，始終是本小史書。全書共分九章，另有幾幅插圖和兩個附錄，即「世系表」和「大事年表」。除第一章「緒論」外，勞榦分章講述「三國之興亡」至「南北朝的文學與學術」。此書與前作《秦漢史》的最大分別，是書內並無「自序」，也就是說，他沒有運用「自序」綜論這個時代的特色；七一年再版時只有一篇寥寥十行的「再版訂正序」，交代再版的情況。然而，我們必須明白，秦漢與魏晉南北朝在歷史意義上顯然有別。前者是大一統的開端，為後世奠立大一統所需的基礎；後者則是南北混亂的第一波。勞榦把魏晉南北朝的紛亂因素及特色，放在第一章「緒論」講解。
西北逐漸落後於東南
第一章「諸論」下分甲、乙、丙三節，依次是「東漢與南朝」、「東漢的士風與曹魏」、「東漢以來的宗教與經濟」。綜觀全章，主要是概述一些影響魏晉以至南北朝時代的東漢情況。例如，他在本章開頭明言：「中國的西北邊境……永遠是在不平衡、不安靜的局面下過日子。東南邊境，卻是易於扼守的丘陵地帶，並且不處於民族遷徙激流的對衡之點。所以西北邊境總是建設了又破壞，而東南邊境則是建設一步即增進一步。因此東南邊境的文化遺產一天一天的豐富，最後便超過黃河流域的『中原』了。西北邊境的不安已經成為西北開發程度落後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農作物不能給養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文化，更為落後……再加上東漢初年及東漢晚年兩次內部變亂，使得西北一帶，更為荒廢。」上述這類分析，雖然稍覺簡單淺白，但對初登史學門檻的學子來說，必須有所知曉。
一如前述的《秦漢史》，勞榦《魏晉南北朝史》內的二手史料數量，儘管遜於近幾十年坊間可以買到的同類斷代史，但這絕不是說，此書價值不大，不必參閱。反之，我提議後學花點時間翻閱，只因內有不少史論足以振聾啟聵，惠澤後進。
除了上述兩本小史書，勞榦終其一生，寫了不少論文，而絕大部分的論文已載錄於一套兩冊的《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這套文集的最新版，刊於二○○六年，但這其實是勞榦繼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文集後，經過幾番積累，於一九九○年發行增訂版後的再版。今天我們研讀勞榦的論文，當必以刊於二○○六年的增訂論文集為依歸。
這套論文集所涵蓋的學術範疇十分廣闊。內載的四十多篇文章，共歸為九類，依次是歷史與政治、制度、思想史、社會史、地理與邊疆史、曆法、考古學及文字學、文學、典籍。每個範疇多則十篇，少則兩三篇。時代方面，絕大多數關於先秦、秦漢及魏晉南北朝，而三者以兩漢居多。在此順帶一提，史學界習慣上把勞榦看成是漢史專家，如果單從論文數目看，把他視作漢史專家，當然極為合理。
難從固有治亂周期解脫
不過，必須補充，勞榦雖然花費極大心血專研漢史，但這並不是說，其他範疇建樹不大。其實，他的史識和洞見，對我輩後學，啟迪殊豐。例如他在上述文集的「自序」論及治亂周期時指出：「中國數千年一直是家族統治的專制政體，所以一個朝代最長不過二三百年，到了朝代結束，就可能即是天下大亂，人民痛苦之時。今後也只有脫離家族影響之後，才會突破原有朝代式的轉移，而開創民族未來新的形式。只是舊的痕路，刻畫很深，解脫出來，當然也是相當費事的。」這是他綜觀歷史軌跡後提出而足以叫人深省的評論。至於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議論，可翻閱載於文集首篇的「中國歷史的周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文集內所收錄的論文，堪稱佳構連篇，偉論紛陳，可惜本文篇幅有限，無法一一介紹，只可擇其「霍光當政時的政治問題」一文，稍予提述。勞榦在文內第一句就劈頭道：「霍光當政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創局。」事實上，霍光是以大司馬大將軍之銜領導內朝，而這種由大司馬大將軍或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就成為慣例。影響所及，東漢外戚常以此例把持政事，甚至到了魏晉南北朝，大司馬大將軍往往變成篡位者。這種制度亦在某程度上影響日本的幕府。
研究居延漢簡最有成就
對於霍光本人及他當權施政的評價，勞榦明確指出，他「只是時勢所造成的英雄……隨事應付，並無遠見……他所處理各項事件之中，如立昭帝，在昭帝時所執行的國策，昭帝之死，立昌邑王；廢昌邑王；擁立宣帝的各項機會之中，有得有失，而且還成績很好。可惜他的夫人毒死許后，以他們的女兒繼立為后，這才是一個最大的失着，但他既不能防範於事前，又不能當機立斷，補救於事後，這才種下失敗的因素。」不過，勞榦始終認為，霍光幾番廢君立君，雖然悖於體統，但事急從權，不得不接受。勞榦在文內以史實詳細評論霍光輔政的功過，十分值得後學研讀。
勞榦除了寫過很多篇關於漢朝的論文，他對漢史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居延漢簡的研究。儘管我們十分明白，莫說是一般歷史系學生，即便是絕大多數歷史學者，對於研究居延漢簡這個課題，明顯興趣索然，但始終不能否定，居延漢簡的價值在於彌補正史如《史記》、《漢書》的不足甚至缺漏。再者，勞榦在研究居延漢簡方面，確實起了承先啟後的作用。繼法國漢學家沙畹（Eduoard Chavannes）和國學大師王國維對漢簡的初步研究，勞榦因應當時所發現的居延漢簡，痛下苦功，反覆校訂，積累了極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更影響了同輩陳夢家及牽動了後輩吳礽驤的研究。不過，若論眾位學者的成就，當然以勞榦最大。（見本版「居延漢簡研究歷程」一文）
勞榦對漢代各個課題的研究成就以及對居延漢簡的宏大貢獻，足令後世稱之為漢史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