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空間\遇見青年梁思成\方 元
歷史經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閃回」，啟發我們反思，讓我們溫故知新。最近偶然讀到梁思成一篇舊作時，就是這個感覺。
這篇文章發表於一九三五年，當時梁思成年僅三十四，風華正茂。文章觀點鮮明，筆鋒犀利，行文風格與他中年以後寫的文章很不同。雖然這是一篇舊文，但讓我對梁思成的思想有了新的認識。
關於此文的基本背景，我在《梁思成與大公報》一文做過介紹。簡單地說，它是梁思成為《建築設計參考圖集》（簡稱《圖集》）寫的序言。其實，在序言中只有很小部分是介紹《圖集》的內容，而大部分是梁思成講他對現代中國建築的看法。可能因為擔心人們把《圖集》看作是單純的工具參考書，而忽略了序言的重要性，所以他特地把它發表在《大公報》上。
《圖集》是梁思成在中國營造學社時，與助手劉致平合著的一套叢書。北京的中國營造學社是梁思成攀登學術高峰的一個重要台階。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他在學社擔任「法式組」主任，研究整理中國古建築的法式法則。這六年，梁思成在中國古建築研究上深耕細作，做了大量的實地調查和測繪，發現了唐、遼時期的古建築。他邊做邊總結，在學社的期刊上發表了二十多篇考古論文，整理編寫了《營造算例》、《清式營造則例》等考古文獻。
《圖集》亦是此時期的一個研究成果。但與梁思成其他論文不同的是，它不是考古，而是為現代新建築提供設計參考資料。如果我們注意到出版時的歷史背景，就會明白它的現實意義：
一九二五年，民國政府為南京中山陵徵集設計方案，並指定要採用中國傳統的古典建築形式，把它作為民國中央政府遷都南京的定鼎之作。中選方案是呂彥直設計的中式風格的現代建築。因其外貌具有明清皇家宮殿的特徵，因此被稱作「宮殿式」建築。
這種具有強烈民族風格的建築形象，正好應和了當時不斷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因而受到政府和社會各階層的歡迎。繼而在一九二九年，民國政府在為南京制定的《首都計劃》中明確要求：「政治區之建築物，宜盡量採用中國固有之形式，凡古代宮殿之優點，務當一一施用。」
政府的公文等於將中國古典式的建築賦予了官方的地位。自此，南京、上海、廣州、北京等各大城市開始興建「宮殿式」大屋頂建築。這就是史稱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山陵被視為運動的開山之作、典範之作。
所謂「中國文藝復興」實際上是古典主義復興，因此建築師需要具備扎實的中國古建築知識。然而，由於當時的建築師接受的是歐美體系的教育，缺乏中國建築的知識，因而他們亟需速成的、工具性的設計參考書。
正是這種社會需求，促成了梁思成和劉致平編輯出版了《圖集》。他們對古建築的各個部分做了分門別類和簡要說明，從一九三五年至三七年，共編輯了十集。
梁思成並不甘心《圖集》只是用作供人臨摹的「碑帖」，而是希望它能成為指導方向的「航海圖」。正如他在序中所說：「我覺得我們這許多材料，好比是測量好的海道地圖，可以幫助創造的建築師們，定他們的航線。」
當時中國建築的主航線是復古主義的「宮殿式」建築。但梁思成對它的兩位領航員──中國建築師呂彥直和美國建築師茂飛（Henry Murphy）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呂彥直一九一八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屬於留美歸國的第一代建築師。由於他曾在茂飛的建築事務所工作，因此人們常把他的設計與茂飛的建築做比較。一九二九年，呂彥直因勞累過度而病逝。為表彰他的成就和貢獻，政府特在中山陵園內為他立碑塑像。
茂飛雖然是美國人，但他在中國建築界有很大的影響力，而且深受民國政府的賞識和器重。在「中國建築文藝復興運動」中，他是一個積極的倡導者和實踐者。他設計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一九二三年）和北京燕京大學（一九二六年）等多座中國古典風格的建築。他的觀點和設計作品頗受政府及社會各界的歡迎及認同。
在《圖集》的序言中，梁思成點名批評了呂彥直，說他在設計中山陵時，「對於中國舊法，無論在布局、架構，或詳部上，實在缺乏了解，以致在權衡比例上有種種顯著的錯誤」。
對於茂飛，梁思成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點名批評他設計的燕京大學。他認為外籍建築師設計的這些「中國式新建築」有一個「通病」，都是「對於中國建築權衡結構缺乏基本認識」。梁思成批評他們只注重摹仿外形，「而不顧中外結構之異同處，所採用的四角翹起的中國式屋頂，勉強生硬地加在一座洋樓上」。
梁思成如此痛批中山陵和燕京大學的設計，這是否意味着他反對「宮殿式」建築？我們大概不能這麼下結論，因為就在梁思成批評它們的同一年，他正參與設計南京博物院──那是一座十足的「宮殿式」復古建築。
其實，梁思成並非反對，而是認為外國建築師和「先輩留學建築師」做得不夠好，對中國建築「結構上的美德及真正的藝術上成功」缺乏了解。因此，他勸勉中國建築師：「不宜再走外國人摹仿中國式樣的路；應該認真地研究了解中國建築的架構，組織，及各部做法權衡等，始不至落抄襲外表皮毛之議。」
從理論上說，他的觀點是對的。但以當年的實際情況來看，青年梁思成可能有些急躁。中山陵是現代中國建築師第一次主持大型的紀念性工程，因此摹仿和學習前人的經驗是必然的。
任何創新都是從摹仿開始的。從摹仿到創新的過程有時需要很長的時間。即使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建築師仍在摹仿外國建築師的設計。假如今天遇見青年梁思成，我相信他仍然會說：
「希望的是我們的新建築家『溫故而知新』，借此增加他們對於中國舊建築的智識，使他們對於中國建築的結構法有個根本的、整個的了解，因而增加或喚起他們的創造力，在中國建築史上開一個新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