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你唔到 文化密碼靠粒米破解
編者按：
香港考古工作自1920年代開始，發展至今已是百歲「人瑞」。
當城市為未來而大興土木，埋藏在地下的過去會一一浮現。從新石器時代的人頭骨，到漢朝的磚室墓，到近年出土的宋元古井，皆因發展而重見天日。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禮物，一磚一瓦蘊藏着人類文化的大智慧。
要研究香港的文物古蹟、歷史文化，我們不能畫地為牢，必須聯繫上中國歷史來看，而完整的歷史教育亦離不開考古工作。那麼，香港的歷史教育是否能結合考古成果？年輕人如何可以投身考古行業，為保護香港的歷史文化出一分力？ 「發『掘』香港」系列帶大家探古知今，推敲未來。
「歷史上很多事情未必有文字記錄，要靠考古來發掘真相，填補歷史上的off-record。」香港考古學會主席吳偉鴻形容，「考古遺址是一處兇案現場。」這裏有許多蛛絲馬跡，等待考古學家發掘還原事件，即使是「一粒米」都可能是重要線索。農業是文明出現的先決條件，2001年中大的考古學家在西貢沙下遺址發現了四顆炭化稻米，這發現透露了4000年前的香港可能已有農業，再發掘下去，這些考古遺址正向我們展示，開埠時的香港並不是簡單的小漁村。\大公報記者 陳淑瑩 (文、圖)
考古填補歷史off-record
古，久也。怎樣才算久？一百年？二百年？「很難說，起碼是考察五六十年以上（的古蹟）。歷史上有重要性的事件便需要考古，至於近代的，歷史價值一定要夠高才需要考古。例如，元代一間普通民居都有考古價值，但七八十年前的民居，可能現在還存在的，就沒有什麼考古價值。但如中山艦，在武漢被日本人炸沉，沉船時間大約在1939年左右，距離現在不久，但它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吳偉鴻解釋。
在抗日戰爭中，有許多與日軍731部隊細菌實驗室有關的證據，可能被埋在地下等待被發掘，而這些都是考古的一種，當文獻沒有詳細記錄，透過考古的方式，我們就可以破解歷史文化密碼，「考古可以填補歷史上的off-record。你可以當一個考古遺址是一個兇案現場，從裏面留下的東西找出蛛絲馬跡，兇手的動機、用什麼方法殺人……當時發生的事情沒有文字紀錄，就只能靠現場考察還原『兇案現場』。」
明代已有「大埔工業村」
「香港不是英國人來到才這麼發達！」吳偉鴻指出，從公元1595年開始，大埔已有窰場生產青花瓷，一直製作至民國時期。在明代末年，大埔碗窰應屬於世界瓷器的貿易體系之中，是青花瓷出口的一個環節，是福建漳州窰的一個分廠，「那麼你想想，香港當時有這麼大型製作青花瓷的窰場，還會是小漁村嗎？其實那時候已經有很多手工業了，還是出口的手工業。」所以從考古的角度來看，香港並不是史書所記那麼簡單的一個地方。
從窰場遺址可推斷當時窰場的規模，吳偉鴻形容，一個窰有四五十米長，燒一次可能能產出十萬件。按每年燒十次計，年產量就有一百萬件，十年就去到一千萬件，產量十分龐大。「萬曆年間，香港和深圳屬於新安縣，當時人口約是二萬七千多人，那麼燒到上千萬件，那按當時縣人口算肯定用不完這麼多，所以肯定部分是出口外貿的，這個純粹由產量和人口比例是不相稱來推斷，所以一定不是本銷。」
當時的大埔碗窰可說是新界的陶瓷工業中心，原來「大埔工業村」早在明代已經出現了。
構建文化身份認同
考古工作可以證實或補充文字紀錄中的缺口，吳偉鴻舉例說，宋帝昺經浙江，坐船來到香港，船隊有多少人？是什麼船？文獻沒有記載。但如果在九龍灣找到當時船隻遺跡，便可以補充文獻的空白處。
歷史教育若能結合考古成果，有助構建文化身份，但香港的歷史教育似乎還沒有這種「領悟」。吳偉鴻指出，歷史課程設定是「跳躍式」的，「香港歷史從石器時代開始講，那當時的社會形態、經濟文化是怎樣？青銅時代、春秋戰國時，香港是怎樣的？整個廣東又是怎樣的呢？歷史課本都沒有提及。」吳偉鴻認為，歷史一定是有連貫性的，但香港的歷史課本就是從第一代跳到第十五代。課程有這麼多缺漏，讀得都模糊了，如何令學生了解自己的根﹖
歷史教育離不開考古
2001年考古學家在西貢的沙下遺址發現了四顆炭化的稻米（其中兩顆為栽培稻Oryza sativa），這發現或證明4000年前的香港已經有農業。不要小看一粒米，考古學家從這粒米的形態，就能分辨出是哪種稻米，然後再根據該地層的年代，推斷那是什麼時候的稻米。
那香港的農業在什麼時候出現？有說新界有五大家族（包括錦田鄧氏），他們在宋朝時來到香港，於是香港農業就在那時出現。吳偉鴻表示：「當時這個說法對一半吧。細心一想因為在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正月屯門軍鎮成立，軍鎮包括現在的屯門和深圳蛇口，有二千兵力駐紮，這些屯兵不僅駐紮，也要耕田，那農業是否在唐朝已經出現呢？也就不是宋朝了……另外，當時錦田的家族姓鄧，他們來之前，錦田這地方原來是叫岑田，即姓岑的家族原本已經在這裏耕田，所以宋朝才出現農業這個結論，很明顯就不對了。」完整的歷史教育離不開考古，吳偉鴻認為，這些資料都應該寫進教科書裏的香港史部分，為何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