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會議與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雙向賦能 ——打造組團式、網絡化城市群發展格局\林振群 楊愛平
2026年11月,世界的目光聚焦於粵港澳大灣區。作為本次APEC「中國年」系列活動的主要承載區域,粵港澳大灣區扮演着熠熠生輝的角色。APEC財長會、旅遊部長會、高官會、工商領導人峰會等會議已按時序依次在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等大灣區核心城市召開。而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舉辦的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本年度APEC系列會議的氛圍推向高潮。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8日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中方支持成立世界灣區經濟合作聯盟,深化各灣區交流互動,探索亞太經濟合作新路徑。這不但為亞太協同發展拓展了新路徑,更為全球進一步拓展合作網絡指明了方向,亦意味粵港澳大灣區之於國家以至世界,將扮演更重要的戰略角色。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冉冉升起的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其核心競爭力不在於單個中心城市的能級高低,而在於多個中心城市與重要節點城市可否形成組團式、網絡化的協作分工與協同聯動。因此,這場APEC盛會的價值,不能只以深圳一座城市的成就輝煌來衡量,還需要從整個大灣區城市群乃至國家的層面來審視理解。
一、雙向賦能:APEC會議與大灣區城市群
首先,中央統籌推進建設的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是保障APEC峰會在深圳順利舉辦的根本依託。本次APEC會議主場設於深圳,這場高規格外事活動的落地,既得益於中央高位統籌、縱向調配資源,也有賴於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橫向協同聯動。港澳的國際化開放平台優勢、珠三角九市的產業配套與服務保障能力,從政策與法規、資源與環境、人力與物力等多個維度為深圳提供了力量支撐,構築了深圳辦會的堅實底座,是中國式府際縱向統籌與橫向協同應對重大跨區域保障任務的又一典型實踐。從國家對外開放大局的層面來看,本次APEC會議以深圳為樞紐、大灣區為腹地、亞太地區為廣闊合作空間,為大灣區深度對接亞太、融入全球經濟體系提供了新的機遇。不難看到,APEC會議帶來的合作機遇與國際影響力,是一次探索跨區域利益共享機制的有益實踐,它所釋放的輻射帶動效應,不會也不應局限於深圳一城。因此,有必要從長遠布局着眼,跳出單一城市、單次辦會的短期視角,把籌辦APEC會議形成的城市群跨區域協同治理經驗固化下來。
其次,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堅持協同互補、開放合作的建設思路,與APEC倡導合作共贏的價值內核、依託跨境聯動開展協商的場域特徵高度契合。事實上,APEC開放的區域主義精神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堅持極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推動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的構想是相同理念在不同空間場域的同義展示。開放的區域主義從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出發,主張區域內部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搞排他性貿易集團;抵制區域壁壘,形成的對內開放成果原則上不對域外經濟體設置歧視;支持區域安排對接全球多邊貿易體制,最終服務於全球自由貿易。而「極點帶動、軸帶支撐、輻射周邊、功能互補」理念則從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合作關係出發,主張區域內中心城市和節點城市應破除「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以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為核心,依託交通軸線與產業軸帶的串聯功能,推動要素在更大空間尺度上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最終形成組團式、網絡化的城市群發展格局。儘管二者的實踐場域不同,但都指向一個相同命題:即如何在保持成員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更高水平的開放合作。這為從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視角探討APEC會議相關議題提供了價值支撐。
第三,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地處「一國兩制」的跨制度環境,其治理體系創新的成效特色能夠為APEC會議相關議題提供中國經驗,也為全球區域經濟合作提供鮮活的實踐案例。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生產總值達15.36萬億元人民幣,體量躋身全球前十大經濟體之列,位居全球灣區第一梯隊。這一發展成就的背後,是中央政府高位統籌推動、城市群內部政府通力協作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結果。多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逐步探索出「空間治理、平台建設、制度創新」等代表性舉措,積累了大量的實踐案例。這些舉措和案例生動體現了大灣區城市群多方政府對各方制度稟賦差異的相互尊重,循序漸進推進了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而非制度同化。其中,空間治理聚焦各合作主體的資源稟賦與功能定位,注重區域發展格局的塑造;平台建設注重合作載體的有效搭建,倡導各合作載體各有側重、各具特色;制度創新關注合作主體間的差異,注重通過制度型開放實現「求同存異」。當前,亞太區域合作正走在新的十字路口,在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經濟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背景下,如何維護區域合作機制的彈性和韌性,是APEC各成員共同面對的現實課題。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作出的制度創新探索,不僅為不同制度背景的經濟體之間開展務實合作提供一組可觀察、可比較的樣本,也能夠從實踐維度回應APEC體系下多元成員結構所對應的協調難題。因此,從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的角度審視APEC會議,不僅有助於從更寬廣的空間尺度評估本次會議的溢出效應,也有助於為亞太區域治理的增量改革貢獻中國智慧和經驗。
二、APEC效應:大灣區城市群高質量發展
APEC會議不僅包含世界上許多重要經濟體,也吸引着眾多知名的企業家參加。這些主體貢獻了超六成的全球經濟總量、約一半的國際貿易份額,是全球經濟增長最穩定的核心動力源。從過往經驗看,每次APEC會議的成功舉辦,必將為舉辦國尤其是承辦城市帶來一系列賦能效應。深圳承辦2026年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香港、廣州、澳門等大灣區其他核心城市分工承接APEC系列相關活動,這為大灣區進一步深度融入亞太多邊合作網絡、釋放制度型開放紅利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把握這一歷史機遇與平台紅利,國家依託APEC會議推動大灣區城市群實現更高水平開放、灣區品牌塑造、城市群治理能力提升、制度標準優化固化。
一是賦能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粵港澳大灣區以打造組團式、網絡化世界級城市群為發展目標,高水平開放正是支撐這一目標落地的重要抓手,是一種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開放格局。當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開放格局已逐步由傳統的要素型開放邁入制度型開放的深水區。前者依賴要素成本優勢促進商品和要素的流動,後者則依靠規則優化、監管協同和營商環境改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動城市群由「物理聯通」向「規則聯通」躍遷。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兩制、三關稅區、三套法律體系、三種貨幣」的跨制度城市群,其制度性交易成本表現為不同法域、監管體系、市場規則之間的制度摩擦成本,包括合規、認證、資金、人才、數據、爭端、跨城市協同等隱性成本。這是它和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以及東京灣區的重要區別。
從這一意義上說,APEC會議為粵港澳大灣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高水平開放、加快建成組團式、網絡化世界級城市群提供了直接推動力。一方面,籌辦和舉辦APEC系列會議,客觀上要求大灣區各城市在人員流動、貨物通關、數據流通、資質互認等領域進行更高標準的規則對接與流程再造,為各城市組團之間編織更加細密的制度網絡。另一方面,APEC框架下關於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結構性改革、互聯互通等議題的討論,也為大灣區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提供了參照坐標,助力廣州、深圳、香港、澳門四大中心城市更好發揮各自比較優勢,以差異化定位嵌入亞太合作網絡,服務組團式、網絡化世界級城市群整體建設目標。
二是賦能灣區品牌塑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其最新戰略定位是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簡稱「一點兩地」),目標在於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在深圳舉辦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這是粵港澳大灣區迄今舉辦的以各經濟體領導人為主體的最高規格多邊峰會,其經濟輻射範圍與全球影響力位居大灣區各類國際活動之首。應當說,這是粵港澳大灣區這一國家級灣區品牌在國際舞台的一次集中展示,既有助於增強包括港澳居民在內的全體灣區居民的集體榮譽感與歸屬感,也有利於講好粵港澳大灣區推進強國建設的鮮活故事。尤為重要的是,APEC峰會帶來的國際關注度,使深圳、香港、廣州、澳門等大灣區核心城市在全球城市網絡中的節點地位得到進一步確認。透過APEC會議,深圳這座國際大都市所展示出來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不再是短期曝光,更是一種可持續的國際聲譽積累,這為其在全球高端人才引進、國際機構落戶、跨國公司區域總部布局等方面創造了有利條件。而從大灣區整體看,隨着深圳城市品牌和能級的提升,也能夠帶動東莞、惠州、中山、珠海等周邊節點城市共享峰會帶來的機遇,強化珠江東西岸城市群的協同發展水平。
三是賦能城市群治理能力提升。深圳舉辦APEC峰會,這使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獲得了國際高端要素的密集導入機會。顯而易見,峰會期間各成員經濟體政要、跨國企業高管、國際組織負責人及專業媒體匯聚灣區、齊聚深圳,一方面對東道主深圳的城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水平和國際交往保障能力形成了集中壓力測試;另一方面也對深圳與灣區其他城市的應急協同管理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我們看到,在中央的統籌協調下,不僅深圳的城市治理水平和國際交往接待能力得到明顯提升,而且大灣區各城市間也密切配合、同向發力,共同為深圳APEC峰會提供平穩、有序、高效的保障服務工作。依託這場重大多邊活動的全域協同實踐,大灣區城市群跨域治理聯動效率獲得了短期加速,效能得到進一步提升。這種治理層面的提升並非服務會務的臨時舉措,而是通過場館配套建設、交通體系優化、數字政務迭代、國際語言環境完善、凝聚灣區社會共識等具體行動,沉澱為支撐城市群長期發展的硬件與軟件資產。
四是賦能區域制度標準的優化固化。APEC的合作方式以自主自願和協商一致為特色,並不直接為東道主設定強制性制度規範,但峰會的籌辦與議題磋商過程,能以較低的試錯成本助推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治理與國際標準的對接。從國內既有經驗看,APEC會議對主辦城市群治理體系的塑造具有較為顯著的延續效應。2014年北京APEC會議後,京津冀地區在口岸通關、綠色採購、電子口岸互聯、「APEC藍」等方面形成的一批制度性成果,並未因會期結束而消解,而是逐步內化為區域常態化合作機制。這一邏輯同樣適用於粵港澳大灣區。深圳APEC峰會期間及前後所形成的跨域協調流程、國際活動保障標準、數字政務協同模式,若能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化,便有望轉化為大灣區城市群治理體系中可複用的存量資源。相較京津冀地區,粵港澳大灣區的制度環境更為多元,其跨域協調所涉及的規則差異也更為複雜,因此APEC會議對大灣區制度標準賦能的潛在空間更大。峰會籌辦過程中涉及的人員跨境流動、物資通關、數據通道、綠色辦會等具體事項,均需在粵港澳三方既有合作框架下形成臨時性乃至常態化的規則安排。這些安排一旦經過實踐檢驗並沉澱為可操作的標準,便可在更大範圍內服務於大灣區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為區域治理體系優化提供增量的制度供給。
三、大灣區效應:對APEC的反向賦能
APEC時至今日依舊歷久彌新,在於其擁有一套可持續的賦能機制,即:依託輪值東道主形成周期性主場賦能,每一屆承辦經濟體都為APEC平台注入本土治理經驗、產業應用場景與政治經濟資源。同樣的,本屆APEC會議中央之所以選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核心主場,也是看重其高質量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水平,能夠為APEC注入極具辨識度的中國特色灣區發展敘事。
首先是合作理念的賦能。APEC會議的理念內涵是一個漸進式擴容的過程。從早期的信息交流、政策磋商,逐步邁向區域經濟一體化、亞太共同體的方向持續演進。然而近年來,在逆全球化思潮蔓延的國際環境衝擊下,亞太共同體建設進程受到一定質疑。單邊關稅壁壘、技術出口管制、供應鏈陣營化,持續稀釋亞太區域合作的共同基礎,為亞太共同體的願景蒙上陰影。在此背景下,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為APEC價值理念的落地提供了一組生動的正面例證。眾所周知,粵港澳大灣區同樣存在關稅、法律、治理模式的差異,卻依然能通過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實現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通、創新資源協同配置、民生服務便利共享等實質性進展,從而踐行大灣區命運共同體理念。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長期形成的區域協作機制表明,「建設命運共同體」依舊是應對制度經濟秩序張力、促進共同繁榮的核心鑰匙;成員間制度稟賦的多樣性並非區域合作的負擔,制度高度異質同樣能生成合作增量。
其次是發展路徑的賦能。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發展實踐和發展成就證明,本次APEC會議所倡導的「開放、創新、合作」發展理念,是對沖經濟失衡與外部政策不確定性的可行路徑。多年來,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已走出一條以開放為底色、創新為引擎、合作為紐帶的城市群發展道路:一是依託港澳自由港優勢和珠三角產業根基,打造開放型經濟,持續鞏固對外開放前沿定位;二是集聚深、穗、港、澳創新資源,暢通從基礎研究到產業落地的創新驅動鏈條;三是基於城市比較優勢在科創、服務、航運等領域形成深度分工,將跨區域合作從規劃共識落地為常態化協作機制,實現合作共贏。「開放、創新、合作」三重機制疊加,使大灣區在保持較高增長韌性的同時,具備了較強的外部衝擊緩衝能力。這對於處在工業化中後期或正尋求向創新驅動階段躍升的APEC成員而言,大灣區所展示的「開放中謀創新、創新中求合作」的路徑,提供了一種不依賴封閉市場和保護措施、不以鄰為壑的現代化發展思路,為不斷完善新時期的亞太自貿區提供了建設路徑。
再次是內外連接的樞紐賦能。粵港澳大灣區同時背靠中國內地超大規模市場、面向東南亞與亞太市場,並依託港澳的國際網絡、普通法體系和金融專業服務,可以在APEC、RCEP以及中國─東盟合作機制之間充當「內外連接」的中轉接口,發揮「超級聯繫人」作用,推動多邊合作成果跨境落地、規則互認。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偏弱,經貿領域尚未形成新的增長支撐點,不少經濟體仍圍繞傳統經濟存量博弈,相互競爭態勢不斷加劇。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作為我國制度型開放的前沿陣地,以深圳為產業集群標杆,聯動香港、澳門、廣州等城市協同發力,在新能源、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形成系統性比較優勢,為APEC落實「三大轉型」議程提供可落地、可觀摩的產業場景與實踐方案。深圳的產業集群優勢,不是孤立的單點優勢,而是嵌入灣區「研發─跨境規則試點─先進製造─市場出海」的協同網絡之中。香港提供國際金融、專業服務與國際規則對接通道,澳門聯通葡語國家市場,前海、橫琴、南沙、河套則承載跨境數據、資質互認、綠色金融等制度試驗,這為APEC凝聚創新共識、推進亞太共同體建設提供了非常鮮活的樞紐賦能樣本。
第四是數智化綠色化轉型的賦能。進入新時代以來尤其是黨的二十大以來,我國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三大城市群在深度參與數字科技革命、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數智化和綠色化轉型方面,取得了諸多舉世矚目的成就,正在型塑着數字文明新形態。深圳可謂是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發展的先鋒和典範城市。多年來,深圳多管齊下,在推動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與綠色低碳深度耦合方面做了系列探索:既用算力、物聯網、AI、智能電網解決城市能耗分散、調控難的痛點;又用龐大的新能源、電子信息產業供給數字化綠色化技術;還依託先行示範區制度優勢,在碳市場、碳普惠、氣候投融資上先行先試,形成可複製、能推廣的現代城市數智化綠色化轉型方案。如今APEC第三次來到中國、選擇深圳作為主辦城市,可謂恰逢其時。這不僅將成就中國,也將成就APEC本身,甚至成就世界。本屆APEC會議將匯聚眾多世界級數字高科技企業,齊商如何在跨境數據流動、人工智能監管、數字貿易和綠色智能化合作等領域率先「建章立制」,為全球經濟治理和城市數智治理提供亞太新實踐。我們可以自信並自豪地說,APEC會議在深圳的召開,必將引領全球數智化綠色化轉型,向世界展示文明互鑒和交融發展的新路徑。
結語與展望
2026年APEC會議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尤其是核心城市深圳,這是21世紀以來我國又一次主場外交與國家戰略的同頻共振。它延續了我國依託長三角、京津冀等核心城市群承載國家級多邊開放平台的戰略傳統,是城市群服務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實踐接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依託這一高規格多邊平台,粵港澳大灣區既可與紐約、舊金山、東京三大灣區在發展模式、協同機制、開放路徑上開展橫向對標,也能向世界展現「一國兩制」下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充滿活力和包容的形象。當前,粵港澳三方正積極貫徹落實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努力建設組團式、網絡化世界級城市群,並取得了各方面顯著成效。着眼2035年乃至2050年,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應當持續探索將APEC峰會成果轉化為開放紅利、制度紅利、治理紅利、貿易紅利、消費紅利、文化紅利等,並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持久動力,為城市群可持續發展留存可長期賦能的APEC資源。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治理體系創新研究》(項目批准號:20&ZD158)的階段性成果)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