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溪林】藏山的寶藏
劉醒龍
在藏山,或低頭,或仰望,想這座山的巍然峻拔,更想一部經典如何誕生。
藏山這裏,為了使人體驗比傳說還要深刻的幽深,特地修了一座垂直高達128米的觀光電梯,上到頂端再看下面的深谷,一種秘而不宣的感覺油然而生。當年一心想殺掉趙氏孤兒的晉國權臣屠岸賈,派出的幾百人,想在這片綿延幾百里的太行山西麓找出由後宮秘送出來的一個嬰兒,簡直就是癡心妄想。在這種地方,就算屠岸賈也能穿越時空,拿到當下最高分辨率的衛星懸在空中,也難以達成罪惡目的。藏山叫盂山時,這裏除了山谷、樹林和岩洞,地面上沒有一片瓦,也沒有任何小徑,完全是一座沒有一點人間煙火的野山。傳說中,趙氏全族在那場大屠殺中唯一倖存的嬰兒趙武,藏在這種地方,除了土地老兒和山神爺,想要探聽到一點蛛絲馬跡,連樹梢上的雲都不清楚,只有問那沒有長嘴、沒有長手、不能說話、也不能寫字的風。
據《史記》所載,發生在公元前597年的那場血案,讓趙氏300多口慘遭滅門,連帶一名無辜的嬰兒被親生父親程嬰拿去替死,換得嬰兒趙武躲進盂山。十幾年後的公元前583年,孤兒趙武得幸復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報此血海深仇。因為掩藏了這位舉世聞名的孤兒,當地人索性將盂山改名為藏山。
站在高高的藏山上,俯看谷底的藏山村,給人的感覺,眼前要麼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陷阱,或者說是歷史給後人挖的一座巨大的坑,還可以說這是一個超級人間疑團:一個還在混沌狀態的孤兒,如何能讓他人違背倫理,以自己唯一親生骨肉的死,來換得昔日頂頭上司唯一血脈的延續,而且千百年來好評如潮,哪怕是在與東方文化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背景地區,各種各樣的頌揚同樣不絕於耳。
縱觀世界,似乎唯此一例能夠贏得如此普遍的美名。
當太多人覺得一座山是名山時,這山當然就是名山了。
當太多人認為自己必須是某個故事的傳承者,這個故事當然就是經典。
位於山西盂縣大山深處的這座小小村落,完全是為着那份紀念而建立:從洞中套洞、曲裏拐彎、傳說為程嬰、趙武當年躲避搜捕的藏孤洞,到專門紀念程家嬰兒的保孤祠;從彰顯趙武家族歷史的文子祠,到感念程嬰捨子救孤、撫育孤兒的報恩殿;從祭祀傳說中掩護趙氏孤兒的八位義士的八義廟,到傳說程嬰懷抱趙武登臨過的抱孤峰;還有其他種種配套院落與宮樓,與其說是供人休養生息的村莊,不如說是專門供養那段傳說,讓那段傳說在此地生生不息地繁衍下去。
公元前400年左右成書的《左傳》,用極簡明的文字最早記載趙氏孤兒之事:晉景公的姐姐莊姬公主在丈夫趙塑死後,與趙嬰齊私通,生下趙武。那時的趙氏家族,因為趙盾的精明強幹,在晉國國內聲望極佳,趙塑是趙盾的兒子,是趙嬰齊的侄兒,趙嬰齊的同母兄弟趙同、趙括,豈能容下這等醜事,就將趙嬰齊流放到齊國,並客死他鄉。莊姬因此懷恨在心,誣告趙氏謀反,晉景公下令誅殺趙同、趙括等全體族人。趙武跟着母親莊姬住在宮中得以保全性命,十幾年後,大夫韓厥進言,才恢復了趙氏封地與爵祿。
此事後來如何流傳,誰也不清楚。約300年後,司馬遷寫《史記》時,這事的主謀由莊姬公主變成了權臣屠岸賈,趙嬰齊也變成了趙朔。司馬遷筆下的屠岸賈,為爭權奪利瞞着晉景公誅殺趙朔全族後,趙朔之妻莊姬公主躲入王宮,生下遺孤趙武。老臣公孫杵臼與友人程嬰定下救孤之計,由前者主動認罪赴死,後者再用親生骨肉騙過屠岸賈,帶着趙氏孤兒千里逃生,藏匿15年,直至平反昭雪,誅滅屠岸賈一族,趙氏得以復興。
又過了幾百年,歷史來到唐代,民間社會認起真來,在藏山上建廟修祠,成書於公元736年的《史記正義》中有記載,一些地區祭祀程嬰、公孫杵臼已成習俗。再到宋代,宋高宗敕封趙武為藏山大王,大概是藏山峽谷中多有雨水,趙武居然被封為「地方雨神」,形成附近一百零八村每年農曆四月聯合祭祀的廟會制度。公元1172年金代《神泉裏藏山神廟記》碑刻中說,「此方之人為立廟貌,其來遠矣,歲歲血祭」。至此藏山已被看成是忠義文化地標,加上元雜劇《趙氏孤兒大報仇》的推波助瀾,再到明代成化20年(公元1484年)朝廷下詔重修藏山祠,升格為萬歲朝廷香火院。延續到清代,如此鄉間每逢祭祀時節,超過千人巡遊隊伍,已經形成固定的程式、儀仗、音樂。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侵華日軍及偽軍開始對晉東一帶反覆進行剿殺,造成地區人口或死或逃,大量減少,如此聲勢浩大,流傳千年的廟會活動才被迫中斷,終至失傳。
幾個藏在典籍裏的人物,一段流傳在民間的傳說,如何能夠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沉澱為中國古典悲劇的標誌性作品?固然有人性與人生中最容易共情的生死衝突,有悲天憫人的亘古情懷,看似確立忠良蒙冤、義士捨命、遺孤復仇、善惡終有報的中國式悲劇範式,實則是普通俗眾用來言說,可以用自身的固有能量,成為自己的英雄,同時也成為世界的英雄。更是那有把握文字權力的讀書人,如何從生活塵埃中,發現並提取藝術真諦全過程的一種呈現。比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寫出與《左傳》大不相同、更令人動容的趙氏孤兒。在司馬遷之後,從普通百姓到達官貴人,在社會實際生活中不斷地進行藝術應用與提升,這才有對後世小說、詩文、戲曲的深遠影響。這種影響又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日常行為,成為人們精神世界裏的一種圖騰。
按理說,西方文化中並不缺少悲劇人物,如古希臘的俄瑞斯忒亞,古羅馬建國傳說中的羅慕路斯與雷穆斯,西方宗教故事中約阿施的故事和摩西出埃及的故事,還有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然而,1735 年,傳教士馬若瑟譯出元雜劇《趙氏孤兒》全本,收入《中華帝國志》在歐洲刊行;剛好20年後,伏爾泰又將其改編為五幕悲劇《中國孤兒》,在巴黎公演大獲成功;英國人墨菲、意大利人塔斯塔齊奧、德國人歌德,都根據《中國孤兒》進行再次改編,衍生英、意、德多種版本,歐洲學界將其與《哈姆雷特》相提並論。這也應了王國維評價《趙氏孤兒》的那句話:「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也。」
生命無論大小,不分強弱,正如人的五指或十指,都有不可交易的尊嚴。
任何人在生死關頭憑着人性做出的抉擇,都會自然而然地跨過一切文化壁壘。然而,哪怕是為了匡扶正義,也不可以剝奪一個無辜嬰兒的生存權利。基於這種立場,程嬰的選擇是不可接受的反人性的。也正是《趙氏孤兒》有此類描寫,是歐洲文學與文化體系中所缺失的,通過引入《趙氏孤兒》所表達的中國倫理以及中國式悲劇,強調文明高於武力,道德可以感化強權,為啟蒙時期的歐洲文藝,注入新的思想,產生新的變革動能。
藏山村的「藏孤勝境」明萬曆牌坊底下安放着四尊神態各異的石獅子,左邊第一尊可以稱為怒獅,與人在極度憤怒時的神情完全相同,怒目圓睜,濃眉倒豎,唇翻齒獠,那樣子是要將一切兇險拒之門外。中間兩尊,一尊可以稱為哀獅,一尊可以稱為喜獅。哀獅哀得低眉落眼,憂傷凝重;喜獅喜得眉開眼笑,神態鬆弛。其哀當然是因為趙氏平添300口冤魂,其喜也是因為天祐孤兒,讓趙氏苦盡甘來。第四尊為樂獅,依然是將人的心性寄託在石獅身上,雖然歷經多少年來的風化,有些殘缺的面部,依然看得出平和安靜,沉穩曠達,流露出一種安樂可人的神情。很顯然,這是寓意,冤有頭,債有主,善惡到頭終有報,再大的冤情,了結過後,讓百姓安享太平,才是萬古長存的藏孤本意。
《趙氏孤兒》還在繼續流傳,比如歷史進入到二十世紀以後,西方學界再回頭重讀《趙氏孤兒》,不少學者反而對程嬰的選擇提出尖銳的質疑說,無論目標多麼正義高尚,任何人都沒有權利拿一個無辜孩子的生命當作籌碼。在不同時期,對經典的重讀,並且產生新的不同的理解,正是經典的魅力所在。外界也許會有千變萬化,藏山這裏,一如那四尊石獅,一切怒哀喜樂,只有達成人們所能接受的美好,才會流芳百世。
離開藏山很久,我仍在想那高高的觀光電梯,真到某個瞬間,忽然明白,這就像對經典理解,當人們站在高處時,經典的意義是一眼看不到底的幽深;當人們回到地面後,經典的意義反過來變成了高山仰止,而絕對不是高處不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