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論風生/法智匯大灣 數據通北都\何建宗 肖加升
本月香港法律周2026成功舉辦了以「法智灣區 匯雋融通」為主題的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律師論壇，凝聚三地法律智慧，共同刻畫法律界透過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宏偉藍圖。誠如律政司司長在致辭中所指，大灣區具備「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色，擁有雙重執業資格的大灣區律師正是將制度差異轉化為優勢的領航人。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數據已被正式定性為第五大生產要素與核心數據資產。隨着中資企業加速「出海」拓展國際版圖，跨境數據合規已成為企業面臨的最核心問題之一。
中美歐政策導向截然不同
在全球數字經濟與地緣政治博弈加劇的大背景下，中美歐在數據跨境流動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監管格局，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政策導向。
中國模式始終堅持「統籌發展與安全」，以事前風險防控為核心理念。依據《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及《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核心法律框架，中國明確了數據出境的三條法定路徑：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備案，以及個人信息保護認證。其中，安全評估主要針對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及處理海量個人信息的主體；標準合同與保護認證則為一般企業及跨國集團內部數據流轉提供了標準化、便利化的合規通道。這種「1＋3＋N」的體系既構築了堅實的國家安全防線，又為企業提供了明晰的合規指引。
相比之下，歐盟模式代表了目前全球最嚴苛的數據合規標準，企業往往面臨非常高的合規成本。以《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及《歐盟人工智能法案》（EU AI Act）為核心，歐盟主要透過三類機制實現個人數據轉移：充分性認定（Adequacy Decision）、標準合同條款（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和約束性公司規則（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其中，SCC是目前最常用的法律工具，而歐盟對數據接收國的保護水平要求極為嚴苛，任何未獲充分性認定的國家或地區在接收數據時均需面臨繁複的合規審查。
美國模式則展現出較強的規則彈性與防禦性，且缺乏統一的聯邦數據跨境機制。當前，美國呈現出聯邦行政令與州級立法並行的雙層監管架構。在聯邦層面，美國透過《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FIRRMA）加強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審查框架，並透過《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 ECRA）限制關鍵技術出口。拜登政府先後發布的EO 14110（關注安全、可靠和可信人工智能）與EO 14176（限制受關注國家獲取美國敏感數據），進一步將數據控制權與國家敏感基礎設施緊密綁定，對中資AI企業影響尤為顯著。在州級層面，則以《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alifornia Consumer Privacy Act, CCPA）及其後續修訂的《加州隱私權法案》（California Privacy Rights Act, CPRA）等嚴厲的隱私立法為代表，形成了嚴密的數據保護網。
直面挑戰築牢數據安全防線
當前大灣區在探索數據跨境便利化方面已取得實質性進展。依託國家網信辦發布的《促進和規範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大灣區內地與香港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已正式落地實施。在業界實踐中，已有廣東國企成功完成大灣區內相關跨境標準合同備案，為大灣區醫療數據的跨境使用提供了堅實的合規保障。同時，前海也啟動了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積極拓展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
然而，機遇背後亦潛藏不可忽視的法律與安全風險。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視角下，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仍面臨多重挑戰。首先是制度與標準的不銜接。
粵港澳三地在數據分類分級、安全評估及轉移標準上存在明顯差異，尚未形成統一的執行標準，無形中加劇了企業的合規與監管壓力。其次，碎片化的監管模式導致權責邊界不清，協同監管立法的滯後使得數據本地儲存、境外託管等複雜場景缺乏詳細的法律指引。最後，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凸顯。數據在跨境流轉中不僅面臨洩露、篡改的技術風險，在地緣政治博弈激烈的今天，更可能遭遇部分西方國家以所謂「合法性」實施的域外「長臂管轄」（如美國的相關數據法案），直接對我國國家數據主權構成威脅。
依託北都打造數據互通高地
破解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困局，應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進行頂層設計。北部都會區（北都）作為香港未來發展的重中之重，被明確定位為創科產業融合及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的重要戰略載體，更是建設新質生產力的新引擎。今年九月公布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明確提出，要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便利化安排，健全數據跨境管理機制，並積極參與數字貿易國際治理。
同時，2026年施政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積極促進科研人員、數據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之間高效便利、安全流動；並支持在前海建設深港數據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全面拓展醫療、金融、教育等領域的數據深度合作。
為落實上述戰略願景，筆者認為應從以下三個方面着手，妥善統籌數據流動與國家安全：
第一，在北都探索粵港澳數據標準協同機制。建議匯聚三地政府部門與業界資源，共同推動構建大灣區數據分類分級處理與跨境轉移的參考指引。透過明確界定涉及國家安全、經濟運行的關鍵數據清單，建立數據分級處理與轉移的動態映射機制，化解三地法規術語與標準不一的壁壘。
第二，深化大灣區數據跨境監管協同合作。加強粵港澳三地監管力量的常態化對接，逐步統籌數據風險評估與應急處置標準。推動監管信息常態化共享，實現三地監管部門的信息互通與聯合行動，以嚴密監管網絡築牢區域安全屏障，防範境外勢力利用法規漏洞實施長臂管轄。
第三，積極推動深港跨境隱私計算等前沿技術應用。針對無法透過常規便捷通道物理出境的高敏感科研與商業數據（如醫療基因、AI訓練核心語料等），鼓勵在北都創科園區內利用聯邦學習、多方安全計算等前沿技術，實現數據「可用不可見」與「算力過境」。這不僅能在確保核心原始數據不出域的安全前提下，支撐深港兩地開展高附加值的聯合科研與模型訓練，更能解鎖深水區的數據價值，為大灣區的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大動能。
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指引下，香港應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依託北部都會區的戰略布局，將數據跨境流動的安全底線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設施。透過法治創新與科技賦能，香港將在國家數字經濟版圖中發揮更關鍵的聯繫人作用，開創大灣區數據互聯互通的新篇章。
北京市政協委員、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一國兩制青年論壇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