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漂群體：核心訴求與現實困境（五之一）
傅臨 經濟學博士、經濟學家
近年來，特區政府在面對全球勞動力地緣政治調整、本地人口結構轉變以及經濟轉型關鍵期等多重挑戰下，以前所未有的決心與力度推出了多項「搶人才」政策，彰顯出特區政府將人才視為第一資源的戰略遠見。本欄將分五期探討新來港人才（俗稱港漂）面臨挑戰及相關政策的啟示。本期將聚焦港漂學生的現實困境。
截至2026年9月，各項人才計劃已收到約69萬宗申請，並已有32萬名人才抵港。然而，在宏大的政策藍圖與驚人的申請數據背後，人才引入後的在地化生命周期——即如何在香港「留得住、融入好、有發展」，正逐步取代單純的「入境審批率」，成為檢驗本港人口政策與社會治理成效的真正試金石。而青年港漂總會發布的關於380名港漂學生在港社會融入情況的調查數據，恰逢其時地為社會各界提供了觀察與透視現行政策的機會。
融入程度「兩極化」
調查顯示，約有四成三（42.6%）的受訪港漂學生傾向在畢業後選擇留港發展，這無疑證明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中西文化交匯點以及連接內地與全球「超級聯繫人」的獨特制度優勢，對高素質青年群體依然保持着強大的磁吸效應。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受訪者對香港社會融入情況呈現出的嚴重「兩極化」現象：在有四成多人自認融入較好的同時，卻有高達近四成的受訪者處於邊緣化、孤島化的生存狀態，感覺「不太融入」或「很難融入」社會。同時，高昂的租金與住宿成本、對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語言文化適應障礙以及歸屬感匱乏，共同構成了壓在這一群體肩頭的幾大重擔。
調查中，住宿租金與生活成本（19.2%）高居港漂生活最大壓力源的首位，折射了香港長期以來的結構性沉疴——土地與住房危機。對於初出茅廬、缺乏家庭資產本地支持的港漂青年而言，香港私人住宅市場的租金水平達到了極高地步。本科生與新近畢業的碩士、博士，往往需要將其可支配收入或獎學金的四成甚至五成以上投向極其狹小的居住空間，如劏房、唐樓或遠郊住處。這種高昂的居住溢價，不僅直接剝奪了青年人才進行自我提升、文化消費與社交開拓的經濟資本，更在心理層面製造了一種隨時可能因租金上漲而被驅逐的系統性不安全感。
雖然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行「青年宿舍計劃」，但作為該計劃受惠對象的本地合資格青年主要限定於身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在職人士，對於持IANG簽證或在讀的非本地留學生而言存在着天然的障礙，直接導致了港漂在物質生活層面的脆弱性，成為阻礙其落地生根的第一道硬性門檻。
然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排在壓力源第二位和第四位的分別是「對未來發展感到不確定」（17.6%）和「社交圈及歸屬感不足」（14.2%）。在傳統認知中，高學歷人才的流動主要受經濟理性驅動，即「哪裏薪酬高、哪裏機會多，人才就往哪裏走」。但本次調查的結果卻打破了這一刻板印象：在決定是否留港發展的考量因素中，「對香港的歸屬感」更是以18.7%的比例高居榜首，超越了「簽證及政策安排」（18.2%）和「薪酬水平及職位機會」（17.4%）。
這一數據表明，新一代優秀青年在選擇安身立命之所時，已經從單純的「經濟人」轉變為精神與物質並重的「社會人」。他們對歸屬感的極度渴望，恰恰反襯出當前香港社會在文化包容與心理吸納機制上的結構性失靈。
單靠「自然包容」行不通
高達39.5%（近四成）的受訪者自認「不太融入」或「很難融入、感到明顯疏離」，這組數據戳破了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自然包容」的幻象。這種疏離感並非偶然，而是由多重屏障交織而成的網絡。首先是語言文化適應屏障（15.3%）。儘管香港高校普遍採用英語教學，且日常生活中普通話的普及率已大幅提升，但在深層次的社會交往、職場非正式溝通中，廣東話依然是無形且堅固的身份認同護城河。港漂學生如果在短期內無法熟練掌握廣東話，極易在實習與職場中被邊緣化，形成「在港卻不在地」的平行時空現象。
其次是社交圈與歸屬感的匱乏（14.2%）。許多港漂學生的生活軌跡常年局限於校園、內地同學圈、網絡社群圈，與本地社群缺乏深度互動。這種微觀層面的社交隔離，在宏觀政治社會環境變遷的背景下被進一步放大，導致部分青年在面對本地複雜的歷史情感與社會心態時，產生心理上的防禦與退縮。
當一個群體在一個城市既買不起房、又交不到本地朋友、且無法在文化上獲得認同之時，即便再寬鬆的簽證安排、再優渥的起薪，也無法阻止他們在累積了一定資產或資歷後，選擇決絕地「逃離香港」。因此，政府需時常警惕人才政策是否有「只管引進、不管融合」的粗放型趨勢，而是次調查是值得考量數據之一。 （待續）
題為編者所擬。本版文章，為作者之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報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