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自由戲】跨越苦難方能彰顯文學之美
關於文學與苦難的關係，有一句極具洞見的論斷：「苦難可以是文學的沃土，但不是文學的溫床。」這一命題的核心，在於精準界定「沃土」與「溫床」的本質差異，確立文學面對苦難應有的姿態。探討文學的生成機制，必須摒棄將苦難浪漫化的謬誤，釐清文學絕非痛苦的附屬品，而是人類意志對抗殘酷現實的轉化與超越。
拒絕美化沉溺苦難
首先必須確立一個前提：苦難在本質上是殘酷的，甚至是反人性的。歷史證明，苦難所摧毀的靈魂，遠比它所催生的作家多得多。因此，將苦難視為文學的「溫床」，是一種危險的錯誤。溫床是一個封閉且安逸的環境，身處其中容易自我耽溺。創作者若把遭遇的苦難當成溫床，作品便極易淪為自我耽溺與自我憐憫的產物，流於無病呻吟。
相對而言，「沃土」質地粗糙，卻蘊含將痛苦轉化為生機的力量，能為生命提供真正的養分。文學猶如一棵從沃土長出的樹，其生長邏輯在於「消化」與「轉化」。沃土並不舒適，卻迫使植物消化周遭腐爛的雜質，將其轉化為向上生長的生命力。
因此，文學需要的從來都是跨越與轉化，而不是沉溺與自憐。苦難本身並不天然具備文學價值；真正有價值的，是人如何憑藉主體意志穿過苦難、為它命名，並在命運的廢墟上提煉出對人性的深刻理解。
漢代司馬遷的生命遭遇，便是對「沃土」之說最具說服力的例證。李陵之禍使他遭受宮刑，這是徹底剝奪尊嚴的毀滅性打擊，但他選擇將廢墟視為粗糙的沃土，消化恥辱與絕望的雜質，將其轉化為撰寫《史記》的磅礴生命力。他在《報任安書》中自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的誕生絕非替苦難唱讚歌，而是一個受創靈魂在絕境中的吶喊與自救。
直面生活殘酷困頓
再論北宋蘇軾，「烏台詩案」將他從政治巔峰打入死牢，隨後的黃州貶謫生涯，讓他面臨生計窘迫與精神孤立。面對打擊，蘇軾並沒有讓黃州淪為顧影自憐的溫床。相反地，苦難剝奪了他朝堂之上的浮華，逼迫他直視生命最真實的狀態。
在黃州的沃土中，他消化了政治傾軋的殘酷與生活困頓，完成思想上的跨越，寫下前、後《赤壁賦》，將個人痛苦昇華為對宇宙人生短暫的哲學追問。
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在慶曆新政失敗、被貶滁州，政治理想破滅、被逐出權力中心，對士大夫而言是深重苦難，但他沒有在偏遠之地自我耽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正是他穿過苦難、重新命名存在價值的明證。歐陽修在廢墟上提煉出與民同樂、寄情山水的曠達；這不僅消化了官場的雜質，更將現實的殘酷轉化為文學生命力。
綜上所述，文學絕不應美化苦難，更不應替苦難唱讚歌。文學的偉大，建立在創作者拒絕將苦難視為溫床的清醒認知上。只有當作家勇於將殘酷現實視為沃土，消化其中的腐爛雜質並轉化為思想力量，文學才能真正顯現其力量。那些在廢墟上提煉出的人性光輝與靈魂吶喊，才是文學跨越苦難後留給人類最珍貴的精神資產。
●籲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