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而有征】家
劉征
今天看到一段話,是電影《春光乍洩》結尾時的一段台詞,內容是這樣的:「在返香港之前我在台北住了一個晚上,我到了遼寧街,夜市很熱鬧,我沒見着小張,只看見他家人,我終於明白他可以開開心心在外面走來走去的原因,他知道自己有處地方讓他回去。」
這裏提到的小張,是男主人公黎耀輝在阿根廷打工時候遇到的一位工友。有一天,他決定不再留在阿根廷,輾轉來到台北,見到了這個小張的家人,他便明白家的含義,那原來代表一種想念。所以,想念的價值從來不是讓你回去,而是讓你出發;並在你出發之後,它才能發揮它無所不在的作用,時刻把你包裹在記憶當中。那個地方如此溫暖、熟悉。就連一種羈絆,也不再是羈絆了。然後我們發現,關於對家的記憶,是一個人很難擺脫的。
但似乎在東西方的故事裏,家的形象並不一樣。就說荷里活,即便最代表個人主義的英雄電影,也都是戀家的一個註腳。我們會發現,幾乎每一次,當英雄們面臨至暗時刻的時候,他的家人就出現了。這些人,有的是他的父母,有的是他的情人,甚至,還有他的朋友。而那部長盛不衰的《老友記》更是長盛不衰,那裏瀰漫着一種只有朋友間才會有的快樂。
這麼說起來,相對於美國,在中國,家這個詞就沉重許多。巴金激流三部曲當中有一部《家》,裏面有一位大好青年被吞沒了。這個人叫高覺新,正好是家裏的長子。可惜的是,從來沒有人把他當成過主角,更不會認為他是一個英雄。太多的磋磨令他平凡,以至於面目模糊。而這種悲慘的命運似乎被作者歸咎為他性格的軟弱。但其實,承認自己作為一個家的成員,並承擔起來自家的重任,至少不應該被簡單地歸之於對命運的屈從。
不過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逆子總是一個主角。或者,那些離經叛道的、遠走他方的,都成了光彩奪目的人。而回歸,也必須等到衰老之後,成為一種不得不。一種榮歸故里,包含着多少惆悵與滄桑。
甚至於,在一種現實主義傳統當中,家還是道德上面的不純潔。法國自然是這方面的代表了。莫泊桑那篇《我的叔叔于勒》,抑或是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有多少這樣令人感到諷刺的故事。不過,我倒想說香港的一個故事,就是那位叫做令狐沖的首徒和長子,他因為自己的正義遭驅逐,那個驅逐他的人,是他的師傅,一位留守者。他或許已經利慾熏心,但他所做的一切,多多少少是為了光大一個叫做華山派的門楣。於是,家就成了一個無法去談論道德和正義的地方。
那麼,家就是矛盾的。而這種矛盾性,一部電影表現得最好,那就是《肖申克的救贖》。肖申克從一個牢籠當中掙脫,獲得了自由。但是,當他來到約定地點的時候,等待他的是以前在監獄裏志同道合的人。於是,逃離就成了回去。回去,也就是逃離。這種來自於家的矛盾性,在這裏變成了一種悖論,你個人自由的終點注定是家,家作為羈絆的存在,也是你去向遠方探險的動力。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回歸是出發之後的歸宿,出發則成了回歸的遠航。這算是最感人的情書了吧?那是寫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