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對話俞可平下篇 更少的障礙，更多的自由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從鄉村放牛娃到本土政治學研究的開山博士，從中管幹部再到北大教授，俞可平怎樣完成如此巨大的人生飛躍？
以筆者之見，與他同時代那些在各個領域做出成就的傑出人士一樣，俞教授當然首先是有稟賦才華，對知識世界充滿好奇心，知識改變命運。「在中學上過化學課和物理課，有一點理化知識就去鑽研。通過自己學到的化學知識，用牆上的土硝還真造出了土火藥。」還會造土槍，「槍管要用無縫鋼管特製，沒有，怎麼辦呢？就用噴霧器的管子。結果槍管炸了，差一點把自己傷着。」試圖製造永久磁鐵，為保證有不間斷的電源，他把村裏的保險絲換粗了，結果造成好幾次全村跳閘斷電。「紹興師專期間就是使勁學習，跟中學生一樣，如飢似渴，我在那段期間自學英語、德語、日語，還去數學系聽微積分、線性代數等。我這個人就是好學，去的時候視力是2.0，出來後眼睛近視了。」在廈門大學期間，「專業是哲學，但也聽了其他系的課，還學了普通物理學。」可以想像，只要條件允許，這樣的人才在任何一個領域都大概率脫穎而出。
其次，也是他關心中國現實問題和民生疾苦的知識分子責任感使然，以及對政治學科「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遠見和執着。「經歷文革的人現實政治感特別強烈，總覺得參與政治是一種責任。我因為出生草根，打小就生活在農民之中，有很深的百姓情結和平民意識。現在每每想到國家的發展，或提出改革方案的時候，一定會想到普通百姓會怎麼樣，這種情懷也是在那時候形成的。」「政治在中國起着決定性作用，我覺得中國政治太重要了，我要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北大讀博士期間，同學們都想出國，「我是倒過來，趙老師（編者註：博士導師趙寶煦教授）想把我送到美國去深造一年，都跟人家談好了，我倒過來做趙老師的工作，我說趙老師我能不能不出國學習啊，我要研究中國政治。」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最後定為《當代中國政治的系統分析》。
直到今天，俞可平身上還保留有濃郁的理想主義氣質，或曰書生氣，請看他就任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後在歷屆學生畢業典禮上的演講題目：《做什麼都要有底線》《做一名共和國的優秀公民》《追求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像追求陽光一樣去追求正義》《誠信是人類的崇高價值》《包容成就偉大》。他不厭其煩地講解一個個政治學的基本理念和價值，讀起來有正氣凜然感，這既是對學生真誠的臨別寄言，又何嘗不是他的夫子自道。
2022年7月，此前已退出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職務的俞可平，被深圳大學禮聘為政府管理學院院長。2026年1月，又應邀擔任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會長。何謂無障礙？這會是如他所言的在學者、官員生涯外的第三次事業人生嗎？今年10月中旬，本報記者就此主題，專往深圳大學約訪了俞教授。就在採訪前一周的10月5日，常駐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63屆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代表47國提出的「無障礙建設促進所有人享有人權」的決議，這也是繼2024年首次通過同名決議之後，無障礙議題再次獲得人權理事會的共同支持。採訪自然從這個最新話題開始。
如果不了解俞教授的履歷，第一次見面很容易被他的容貌所迷惑：他文質彬彬，身材修長，頭髮茂密，眼角似乎不見皺紋，就形體而言，完全是一個身材管理得宜的中青年。在深圳大學校內的文山湖邊走路時，如果不是他放慢腳步，記者一行未必跟得上他的節奏。和人講話時言語快速，眉眼靈動，顯得生機勃勃，哪像一名曾高居官位的50後！他說：「我有很多愛好，開車、游泳、爬山、打球、下棋，我都很喜歡。爬山能跟得上我的恐怕不多，即使年輕人也很少跟得上我。」這也是俞教授與常人對內地學者印象不同的特異之處，他不是書呆子，不是苦行僧，而是樂意探索未知、充分享受學問人生的學者。一個持續產生原創思想觀點的思想者，還能保持身體和心靈的活力，盡量為同時代人答疑解惑、指點迷津，豈不是讀者的幸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近日通過了中國代表47國提出的「無障礙建設促進所有人享有人權」的決議，您現在身兼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會長，聽到這一消息有何感想？
俞可平：我覺得在國內很多人還沒有樹立正確無障礙理念的情況下，能把它從國內提升到國際層面，意義非常重大，顯示了我們大國的擔當、遠見和責任。無障礙事業所倡導的很多理念特別重要：強調跟人人有關係，涉及社會的包容和平等、個人的自由和尊嚴，要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這些理念都非常先進，跟我過去所倡導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比方提到無障礙，許多領導，包括慈善機構和民政機構的領導會說：感謝俞老師對殘疾人事業的重視。我跟他們講，這不只是殘疾人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認為無障礙只事關殘疾人的認識是片面、不完全的。當然，殘疾人首先需要幫助，但不光是殘疾人，任何人生病了、老了，就會遇到障礙。
所以我覺得中國在聯合國的這個提案突出了人人享有無障礙的權利，是非常了不起的理念，非常先進，具有引領性。之所以說是先進的理念，因為它是社會文明的一個標尺。一個社會的困難群體、有障礙群體，就屬於文明的短板。前些年一位研究收入分配的專家提出一組數字，給我留下深刻印象：123和369。即中國一個月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3億人，2,000元以下的6億人，3,000元以下的9億人，比如小區保安在北京一個月收入就4,000塊錢左右。事實上這些人還不是生活最苦、最難的，最艱難的是全國8,000多萬殘疾人。還有，現在已是老齡化社會，有基礎病的中國老年人，至少超過一個億。如果說每個人都應該平等地享有自由、幸福、尊嚴的權利，我們首先就要想到這些有障礙的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文明高度，具有某種木桶效應，不能夠光看它的高板，還要看它的短板。我認為，以殘疾人和老年人為代表的有障礙群體的生存狀態，就是社會文明的一個短板。
我母親今年90歲了，她走路沒那麼方便，大前年我陪她到杭州，推輪椅去了兩個地方，西湖肯定要去的，另一個是靈隱寺。這麼有名的兩個風景名勝點，有許多地方居然也沒有無障礙設施，台階根本推不上去。杭州乃至浙江在全國都算比較先進、有影響的了，其轄內的靈隱寺和西湖都沒有完備的無障礙設施，你就想吧，還有多少人享受不到這麼美麗的風景？這只是一個小故事，但我已深有感觸。「人人享有無障礙權利」是一個十分美好的理想目標，實現它會有許多挑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覺得，至少像你們媒體，也要做大力的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從2015年離開中共中央編譯局到大學任教迄今已11年，您說過去主要是做「塵世的學問」，以後要更多做「天國的學問」，為何會選擇今年初出任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的會長，有何考慮？投身「無障礙」這一「塵世」事務與您從事的政治學志業，有沒有內在的邏輯關聯及哲思寄託？
俞可平：是的，回北大後我實現了「仰望星空」、做「天國學問」的宿願，將研究的重心從現實問題轉向政治哲學和中國古典政治研究。去年底我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典政治九論》，以及今年即將出版的《傳統中的現代：王安石及其變法再檢討》兩本最近的拙著，均是關於中國傳統政治的議題。在研究政治哲學和政治史的過程中，我發現人類文明的演進充滿着波折，常常會出現驚人的倒退。我們習慣於看文明的最新成就，如AI等科技進步，而容易忽略文明的短板。新冠疫情後，關注人類文明的演進和短板，成為我研究「天國學問」的重要內容。
我是一名堅定的理想主義者。無論是研究民主、法治、治理和善治，還是倡導自由、平等、公平和正義，根本宗旨都是最大限度地實現人民的幸福生活，讓每一個人都活得有尊嚴。在中央機關工作時，我更多關注的是制度改革，努力營造實現人們幸福生活的制度環境；離開中央機關後，我更多關注的是人們具體的幸福生活，特別是障礙最多的群體。對於他們來說，要實現自由而有尊嚴的幸福生活，面臨的障礙和困難比普通人更多。對於普通人來說，實現這些現代價值也是很不容易，會面臨許多身體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障礙。對於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貧困群體和弱勢群體，實現這些價值就更不容易。在所有弱勢群體中，包括殘疾人、老年人、孕婦、嬰幼兒、傷病人在內的有障礙群體，實現自由、平等和尊嚴的幸福生活最為不易。他們的生活質量和生存狀態，就是社會文明的短板所在。
我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更少的障礙，更多的自由」；或者換言之，「更少的障礙，更多的幸福」。自由、平等、公正、包容、尊嚴和幸福是人類共同的基本價值，也應當是每一個人都能享有的價值。無障礙事業，就是讓有障礙群體能夠平等地享有這些基本價值。正因如此，推動無障礙事業，本質上就是推動社會文明的進步，就是提升社會文明的高度。這一點與我畢生從事的政治學志業，有着內在的一致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早在26年前就主持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評選，觀察全國範圍內的政策創新做法，因此，現在從事深圳無障礙事業，從一個地方視角展開該聯合會工作，對您來說會不會挑戰沒那麼大？
俞可平：我很理解你的問題和想當然得出的結論。你可能會認為，我原先從事政府創新和政治改革，直接對象是黨政權力機關，難免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因而會有特殊的困難。而現在的直接對象是困難群體和無障礙事業，屬於社會公益慈善的範圍，應當更加容易。但是，我要說的是，這種想當然的答案恰恰是錯誤的。
2000年我發起舉辦「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2015年正式終止，前後有15年時間。十分幸運的是，其間我不僅沒有遭遇過任何重大的政治性干預，反而博得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政部門的熱烈支持。現在我從事無障礙事業，雖然評價的主要對象不再是黨政權力部門，更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但遇到的挑戰和困難卻遠比當年我主持「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要大得多。首先是政策性限制，例如我們原來曾想設立「中國無障礙城市創新獎」，現在幾乎不再可能。我們原來想創辦「無障礙中國」公號，但有關部門將地理意義上的「中國」視同政治意義上的「中國」，任何帶有「中國」字樣的均不予批准。不得已，我們只好改名為現在的「無障礙世界」——當然，這樣視野倒反而更廣闊，畢竟「中國」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其次是缺乏支持和鼓勵社會創新的輿論氛圍，無論是學界、企業界還是媒體界，我都感覺不到當年支持鼓勵「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的那種熱情。不瞞你說，當年不少國內企業家，都會主動自願地捐助我們的調研和評選活動，而現在我還在為籌措「無障礙基金」日夜發愁，一些企業家也曾表示要支持無障礙事業，但最後卻紛紛躲避而走。最後，深刻地感受到了無障礙事業是社會文明的真正短板，不被社會各界和普通民眾所能看見。例如，我們在全球範圍內招募志願者，創辦了全新的「無障礙世界」公號，工作團隊十分專業和負責，每期內容都非常精彩，但閱讀者和關注者卻出乎意外地稀少。
因此，我常常對無障礙團隊和朋友說，因為無障礙事業是慈善公益事業，各種「障礙」會相對少一些。但切莫以為，無障礙事業本身就會真的沒有障礙。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把推動無障礙事業當作人生的第三個事業，並強調說，您是從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高度來從事無障礙事業的。那麼請問，從您當選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會長後，您主要在做哪些工作？以後有什麼計劃？
俞可平：我自己也曾反覆思考，投身於無障礙事業後，應該主要做些什麼？我長期在中央機關從事公共治理和政治改革研究，回北大之後又從事政治哲學和人類文明研究，結合我過去主持「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中國社會創新獎」和「中國城市治理創新獎」的經驗，我的長處就是從公共政策、理論創新和體制機制的角度，來推動深圳及整個中國的無障礙事業，而不是與其他眾多公益人士一樣，去從事具體的無障礙項目。按照這樣的思路，我領導和協調北京大學、深圳大學和深圳市無障礙城市聯合會的三支志願者隊伍，主要在做以下五件事情：1）創辦「無障礙世界」公號，普及正確的無障礙知識，宣傳優秀的無障礙城市創新案例，交流先進經驗；2）研製發布「無障礙城市指數」，對公共場所進行無障礙專項測評，向社會公布相關測評結果；3）在深圳和全國打造一批無障礙示範社區，在此基礎上研製「無障礙社區標準」；4）選拔和表彰「中國無障礙城市創新優秀案例」，並建立「中國無障礙城市數據庫」；5）籌建「無障礙基金」，以資助上述各項工作。
到目前為止，上述各項工作正在穩步推進之中，其中多數已經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例如，我們已經研製和發布了國內第一個「無障礙城市指數」，在全國部分高鐵站進行了無障礙測評，創辦並運行「無障礙世界」微信公號，等等。相對而言，最後一項創建「無障礙基金」的工作進展不大。在此，也想借貴報向內地和香港的企業家呼籲，能夠對中國的無障礙事業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無障礙環境的建設是一個關乎民生福祉的美好願景和具體實踐，深圳市一直走在前列，2009年就出台了全國首部無障礙城市建設條例，國家則於2023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障礙環境建設法》。我想問的是，我國這幾年來在無障礙領域有怎樣的進步和經驗，又還有哪些短板和障礙？
俞可平：改革開放翻開了我國無障礙事業的新篇章，逐步發展起了中國特色的無障礙事業，並且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首先是建立了全國性的無障礙事業管理和服務體系，對數量最多的兩個障礙群體，即老年人和殘疾人，都分別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專業管理服務體系。其次，逐步建立起了保障和發展無障礙事業的法律規章制度。其三，無障礙事業正式列入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社會經濟發展規劃之中，成為各級政府公共政策和公共預算的重要內容。最後，在無障礙環境設施、信息無障礙建設和無障礙服務三個方面取得了可見的長足進步。大家稍加留心便能發現，無論是車站碼頭等公共交通設施、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還是學校的義務教育、政府的公共服務等，無障礙通行已經成為基本的軟硬件要求。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從整體推動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高度來看，以及與發達國家的相關實踐相比，我們在無障礙事業方面還存在着許多困難和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全社會對無障礙的認知存在重大誤差，大體還停留在幫助老弱病殘的層次，遠沒有從提升社會文明的高度和實現每個人自由尊嚴的幸福生活去理解無障礙事業；無障礙的法律法規雖然出台不少，但許多法律法規的條款沒有得以貫徹落實；從全國範圍看，對無障礙事業的公共預算還相當不足，許多地方連最基本的經費也得不到保證；環境和信息的無障礙基礎設施還嚴重不足，無障礙的社會服務也相當短缺；城市與鄉村、地區與地區，以及單位與單位之間，對障礙群體的救濟幫助存在着很大的差別，社會的不平等在無障礙事業中甚至更加突出。
總之，無障礙事業事關提升文明的短板，推進我國的無障礙事業，還存在着各種「障礙」，任重道遠，需要凝聚更多的社會共識，尤其需要政府管理部門和社會各界精英提高認識，投入更多的關注和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