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事廳/精準預測 普惠賦能 重塑AI時代人才戰略\鄧 飛

  勞工及福利局早前公布「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為香港勞動市場敲響人工智能(AI)轉型的警鐘。這份報告提醒政府,面對AI引發的勞動力重組,施政思維絕不能仍停留於傳統「補缺口」層面。香港若要把AI衝擊轉化為競爭優勢,首先必須對AI研發人力需求建立更精準、更動態的預測;其次,亦須在全民AI教育上真正打通市民和中小企使用高階工具的門檻,避免科技進步只惠及少數人。

  先說AI專業研發人才的需求判斷。面對新科技,不能再用舊模型推算新人力。社會普遍關注AI對文書、客服、行政支援等傳統工種的替代效應,但更深層、更值得警惕的變化,其實正在研發體系內部發生。生成式AI和智能體已具備自動編程、代碼修補、文件生成和初步系統設計能力,正在改變軟體開發與技術研發團隊的分工。換言之,AI不僅替代一般行政工序,也開始重塑部分基礎研發職位。香港推動國際創科中心建設,當然需要培育科技人才;但若簡單假設「創科發展必然需要大量基礎AI開發人員」,便可能低估技術迭代對人力結構的反向衝擊。大專課程由設計到畢業往往需時3至4年,但大模型與開發工具的更新周期已縮短至以月計算;若培訓方向仍停留於容易被自動化取代的基礎編程技能,便可能出現「入學時熱門、畢業時過剩」的錯配,既辜負青年時間,也浪費公共資源。

  建立動態人力需求模型

  近兩三年全球科技企業持續裁員,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研發與產品團隊的人力結構正在調整。全球科技業裁員追蹤平台Layoffs.fyi統計顯示,2023年全球科技行業裁員逾26萬人,2024年超過15萬人,2025年全年亦超過12萬人。這些裁員當然不能簡單全部歸因於AI,但多家大型科技企業同步加大自動化、雲端及生成式AI投入,已清楚顯示傳統軟體開發、產品支援和部分基礎研發崗位,正由過去偏重人海配置,轉向更講求效率、更倚重人機協同的新模式。

  因此,不能只依賴靜態人力推算,應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和主要院校共同建立動態人力需求模型,納入AI代碼自動化滲透率、不同研發工種的人機協同效率提升曲線、高階架構人才與基礎編程人員比例變化等指標,避免一方面高喊缺人,另一方面卻培訓錯人。人才政策若不能前瞻,便會由助力發展變成製造錯配;教育培訓若不能更新,便會由青年上升階梯變成新的就業風險。

  其次,是全民AI教育培訓必須與工具可及性同步推進。除了研發人才,香港更需要大規模提升全社會的AI應用能力。近期創科與教育界提出不少全民普及AI培訓倡議,方向值得肯定;但培訓內容應聚焦具通用價值的能力,包括提示詞設計、任務拆解、資料核查、流程整合和風險意識,而非只教授單一垂直工具操作。唯有掌握底層大型語言模型的通用能力,市民和企業才能把AI轉化為公務、商業和生活決策的生產力工具,而不是停留在一時新鮮、淺層試用的階段。

  但培訓絕不能忽視工具可及性。根據史丹福大學《人工智能指數報告》及GPQA、SWE-bench等前沿模型基準測試,頂尖模型在科學推理、數學、編程和多模態任務上的能力迅速提升;然而,不同模型、版本、推理模式和訂閱方案之間,實際表現差異甚大。若政府只提供培訓,卻不處理訂閱成本和工具取得問題,付費能力較高者將更容易把AI轉化為生產力,基層市民與小微企業則可能被困在低階工具與碎片化學習之中。這不是科技普及,而是新的「數字不平等」;不是賦能全民,而是擴大能力鴻溝。

  新加坡的做法值得香港認真參考。當地透過「技能創前程」(SkillsFuture)及技能與勞動力發展機構推出逾200項AI相關課程;合資格公民完成指定課程後,可一次性領取六個月高級AI工具訂閱。香港亦可考慮以培訓券、訂閱津貼或中小企配對資助,支持完成合資格課程的市民和企業使用高階AI工具。這樣的政策設計,重點不在於派發福利,而在於把學習、應用和生產力提升串連起來,讓公共資源真正轉化為個人能力和企業競爭力。

  把衝擊轉化為發展動能

  此外,政府亦應正視地緣政治對AI普及應用帶來的現實障礙。部分海外AI服務在不同地區的賬戶開放、付款方式、數據處理和企業合規安排各有差異;內地大模型的跨境認證和數據規範亦各有要求。若政策只強調培訓而不處理合規訪問通道,市民即使學會使用AI,也可能陷入「有技能、無工具」的困境。可研究由法定機構、公共服務平台或本地授權服務商建立合規採購與訪問機制,為教育、社福、中小企和公共服務場景提供穩定、合法且可負擔的模型使用渠道。科技普及不能只靠個人摸索,更需要制度打通最後一公里。

  人工智能正在同時改變香港的職位需求、技能結構和產業競爭方式。勞福局的人力推算報告提供了重要警示:未來的人才政策不能只是缺什麼補什麼,而要能預判哪些技能會升值、哪些崗位會重組、哪些培訓會在數年後真正有用。唯有「精準預測」與「普惠賦能」雙軌並行,香港才能把AI衝擊轉化為發展動能,讓人機協同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市民福祉的新常態。這既是人才政策的更新,更是香港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能否把握主動、由應對變引領的關鍵所在。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