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集/烽火伉儷與文化堡壘：我的父母與桂林文化城（上）\周蜜蜜
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戰爭的炮火擊碎了香港的繁華。我的父親周鋼鳴與母親黃慶雲，這對以筆為槍的文化戰士，隨着夏衍、茅盾等大批南撤的文化人，踏上了向桂林撤退的艱難旅程。彼時的桂林，因特殊的地理與政治環境，正孕育着一座令後世景仰的「抗戰文化城」。對父母而言，桂林不僅是避難所，更是他們青春歲月中最為激盪的命運交響之地── 在那裏，他們以不同的筆觸，共同參與了那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抗戰。
從羅城到灕江：一位左翼作家的抗戰轉徙
父親周鋼鳴的抗戰軌跡，是那一代左翼文化人輾轉遷徙的縮影。他早年從廣西羅城龍岸走出，輾轉至上海，加入「左聯」，以救亡歌詞躋身抗戰文藝前沿。他作詞的《救亡進行曲》（孫慎作曲）創作於一九三五年，是「左翼音樂運動」和救亡歌詠運動初期出現的優秀抗日歌曲之一。東北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又逼近華北，北平學生舉行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在全國掀起愛國救亡運動的新高潮。《救亡進行曲》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產生，很快成為救亡歌詠運動中傳唱最廣的歌曲之一。據當時的報紙報道，一九三六年北平舉行「一二·九」運動周年紀念會時，曾有五千人齊聲高唱此曲。這首歌與一九三五年誕生的《義勇軍進行曲》同為抗戰歌曲的姊妹篇，激盪着抗日救亡的洪流。
上海淪陷後，父親隨《救亡日報》南下廣州、香港，在夏衍領導下繼續辦報。《救亡日報》於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創刊，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報紙。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淪陷，夏衍率報社同人從廣州撤出，經三水、肇慶、梧州、柳州，於十一月七日抵達桂林；父親聞訊從羅城龍岸老家趕赴桂林，負責《救亡日報》復刊的籌備工作。據夏衍回憶，當時《救亡日報》從廣州撤退到桂林的同人僅有十二人，已在廣西探親的周鋼鳴也參加了復刊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日，《救亡日報》桂林版正式復刊，郭沫若任社長，夏衍總攬編務，父親任採訪主任、記者，並任報社中共支部委員，支部受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直接領導。報紙以統戰面貌出現，實際上是桂林八路軍辦事處的機關報，是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戰方針和推動抗戰文化運動的堅強輿論陣地。周恩來指示桂林《救亡日報》要「堅持抗戰、團結、進步方針，辦出獨特風格來，辦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喜歡看的報紙」。在桂林的五年，是他一生最密實的戰鬥歲月：作為記者，他跑前線、寫通訊、組特稿；作為編輯，他在太平路報社的油燈下把抗日的吶喊編進每一寸鉛字。報社經費十分困難，工作人員每月只拿一點生活津貼，沒有稿費，每天伙食只是糙米飯和一點蔬菜，生活十分清苦，卻沒人計較。
除辦報外，父親還奉桂林「八辦」之命，兼任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指導員、教導處編刊股股長、中共外省黨員支部書記，做李克農與楊東蒓之間的秘密聯絡員。廣西地方建設幹部學校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正式開學，校長由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擔任，實際工作由教育長楊東蒓主持。學校教學方針、教學方法很大程度上借鑒延安「陝北公學」和「抗日軍政大學」的辦學經驗，因此被譽為「南方抗大」。葉劍英、徐特立、夏衍、胡愈之等知名人士都曾到校講課，學校辦有校刊《建設幹校旬刊》和《幹部生活》。父親在此編輯校刊，把延安抗大式的幹部教育經驗嵌進國統區的土壤。
桂林對他而言，是中轉站，更是淬煉場──淞滬前線的炮火、廣州撤退的塵煙、灕江畔的校樣，最終煉成一種屬於那代人的姿態：筆桿子插在泥土裏，版面就是戰壕。
岩洞裏的編輯部：一位兒童文學家的戰時守望
母親黃慶雲的到來，為桂林文化城添了一抹獨特的兒童文學亮色。她是香港第一代兒童文學作家，抗戰前夕已在香港創辦《新兒童》半月刊，這是香港第一本兒童文學雜誌。循着魯迅「救救孩子」的呼聲，她把兒童文學當成民族未來的精神基建。她向在港的許地山約稿，許地山很快答應，並為雜誌寫出了《螢燈》《桃金娘》等故事。黃慶雲畢生所從事的兒童文學，就是在許地山的指導下邁出了第一步。她還向蕭紅、端木蕻良約稿，蕭紅則向她推薦了嚴文井。香港作家黃霑、林燕妮都曾是《新兒童》雜誌的小讀者。
香港淪陷後，《新兒童》被迫停刊。一九四二年，母親在桂林籌備復刊，得熊佛西、茅盾等旅桂文化人支持，雜誌在全國發行。她設立了「雲姐姐信箱」，徵募了許多兒童通訊員，希望這份雜誌成為「童有、童治和童學」的刊物，與孩子們通訊，聆聽他們的心聲，可說是創辦了一種嶄新的兒童刊物模式。桂林的物資近乎枯竭：紙貴、墨澀、排版靠手搬。母親就在敵機轟炸的間隙堅持出版，親自畫封面、寫補白、設計謎語與遊戲版──那些稚拙而堅定的線條，是一個文化戰士在戰火裏對未來的溫柔守望。
桂林的岩洞成了她的編輯部。七星岩、龍隱岩、雉山岩，躲警報的人群裏總有她伏膝改稿的身影；灕江的水聲、防空洞裏的童聲合唱、油燈映在石壁上的字影，替代了都市編輯部的窗明几淨。她把「岩洞教育」的邏輯接進兒童刊物：不教孩子躲，而教孩子看──看地圖、看前線、看一粒種子怎麼在廢墟上發芽。
在桂林文化城「文人薈萃、書店林立、新作迭出、好戲連台」的格局裏，母親守的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角：孩子的心。而恰恰是這個角落，讓抗戰文藝沒有只停在街頭劇和社論上，而是順着讀本，進了教室、進了母子燈下的共讀、進了幾十年後那些「小讀者」的記憶裏。豐子愷先生與他的女兒豐一吟同是《新兒童》月刊的忠實讀者，豐子愷曾以女兒之父的名義向該刊投寄文章《我與〈新兒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