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互利合作不斷前行 有力應對逆全球化變局
余敬中 資深媒體人
2026年中國外交的大事之一，就是作為東道國承辦亞太經合組織（APEC）系列會議。今明兩天在香港舉行的APEC財長會議，則是整體議程中的關鍵一環。至於11月18至19日在深圳舉行的APEC第三十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更是備受矚目的重頭戲。港深兩地都為兩場盛會作出精心布置，街頭隨處都可以看到相關宣傳海報和裝飾。各界都認為，這是讓世界認識香港、深圳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好機會，不僅可帶來巨大發展機遇，更可藉此說好中國故事、灣區故事及「一國兩制」故事，促進灣區共同繁榮。借助主辦APEC會議的歷史機遇，大灣區完全有信心在亞太這片最具活力的汪洋大海中乘風破浪，駛向更廣闊的未來。
回望歷史，這是中國第三次站在APEC會議東道國的主場上。從2001年的上海，到2014年的北京，再到如今的深圳與香港。今天的外部宏觀大環境，與前兩次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當今地緣政治衝突不斷、逆全球化聲音此起彼伏的背景下，外界免不了會有各種議論：像APEC這樣跨越數十年的多邊合作機制，在地緣政治風高浪急的當下到底還有多少含金量？
事實往往勝過雄辯，愈是在外部環境複雜的時候，APEC機制所展現出來的「柔性活力」，反而愈發顯得珍貴。
一、大環境之變：從「融入全球化」到「地緣硬碰撞」。
對比前兩次APEC會議，可以清晰地看到時代的急劇轉折。
2001年的上海APEC會議，正值中國剛剛加入WTO、全球化高歌猛進的黃金年代。當時的主題聚焦於「新世紀、新夥伴」，各方都在順應開放、融合的浪潮，合力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2014年的北京APEC會議，雖然全球化遭遇過金融危機的衝擊，但「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夥伴關係」依然是主流共識，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仍在穩步向前。
到了今天，宏觀外部環境確實很不平靜。某些西方大國在亞太地區大搞所謂「印太戰略」，拉攏各種排他性的「小圈子」，經濟上鼓吹供應鏈「去風險」和脫鈎斷鏈，試圖把冷戰對抗的邏輯強行複製到亞太地區。
但結果呢？所謂印太經濟框架，由於脫離不掉貿易保護主義的底色，給不出實質性的市場紅利，最終響應者寥寥。這說明了一個樸素的道理：離開經濟規律談絕對的安全戰略，根本行不通。全球化幾十年來沉澱形成的產業鏈、供應鏈和資本流動，有着極強的內生生命力。企圖用人為的高牆割斷經貿聯繫，注定是違背大勢的。
二、柔性之韌：亂局中的「避風港」與務實底色。
正是在這種大國博弈空前激烈、地緣政治不時帶來摩擦和變數的當下，APEC機制的生存之道反倒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深刻的啟示。
自1989年成立、特別是1993年開啟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來，APEC從來不是一個靠強制約束力綁在一起的超級組織。它不搞陣營對抗，也不搞強求一致的強制干預，而是依託並恪守「自主自願、協商一致、開放的區域主義」這一核心基因。
這種「柔性機制」並非缺乏約束力，而是對亞太多樣性現實的積極回應。亞太地區經濟體眾多，發展水平、政治制度、文化傳統和經濟結構差異明顯。APEC以靈活務實的方式，允許各成員根據自身情況確定合作節奏，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尋找最大公約數，因而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和適應性。
在現實中，儘管地緣政治的張力有時會導致某些高級別會議面臨變數，但APEC作為一個包容性平台，依然頑強地把各方重新拉回到同一張會議桌旁。它巧妙地把焦點從那些高敏感度、容易僵持的地緣政治對抗，轉移到民生財稅、數字普惠金融、綠色轉型和中小企業發展等實實在在的經濟議題上來。
這種「求同存異、聚焦務實」的柔性活力，證明了亞太地區繁榮的根基在於互利合作，柔性、包容的多邊主義才是時代潮流。
某種意義上說，APEC的「柔性」並非妥協和退讓，而是一種適應多元現實的治理智慧；其包容性也不是降低合作標準，而是為不同經濟體尋找最大公約數。面對不確定性上升的世界，保持對話本身就是一種穩定力量，持續合作本身就是對保護主義和陣營對抗的有力回應。
三、以港深為窗口，在亞太大循環中書寫「灣區新敘事」。
放眼全球，最具經濟主導力與創新爆發力的灣區，無論是美國的舊金山灣區、日本的東京灣區，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無一例外全部集中在亞太範疇。中國第三次主辦APEC，主會場在深圳，香港承辦APEC財長會議的特別安排，正是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的絕佳契機。
面對外部各種雜音與地緣干擾，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辦好這次財長會議，不僅是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下的制度優勢和生命力，更是要趁此機會推動深港兩地的「軟硬聯通」。無論是近期新皇崗口岸開通帶來的極速通關體驗，還是未來在綠色金融、數字經濟和合規服務上的持續發力，核心都在於順應亞太大循環的潮流，把源源不斷的跨境流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產業留存」，扮演好連接粵港澳大灣區資本與實體經濟的「超級增值人」角色，既為內地企業賦能增值，也為自身取得不斷的發展和功能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