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靈犀/日本再斬獲諾獎 惟後勁存憂\李靈修
日本連年斬獲諾獎自然科學獎，仰賴於上世紀70至90年代期間，政府與企業在基礎科研領域的大力投入。但在經濟與人口增長達峰後，該國頂級論文被引用次數與前沿技術創新能力均出現明顯回落，這一轉變足以成為其他後發國家鏡鑒。
2026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95歲的法國化學家卡根（Henri B. Kagan）和76歲的日本化學家硤合憲三（Kenso Soai），以表彰他們「發現不對稱有機合成中的非線性效應和自催化現象」。而硤合憲三的登頂，也使得日本出身的自然科學獲獎者達到23人。其中，物理學獎9人，化學獎9人，生物醫學獎5人。在總人數指標上，則僅次於美國。
早年成績離不開巨資投入
日本政府在2001年發布的第二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中曾提出，力爭在2050年之前獲得30個諾貝爾獎。目前來看，該國已經非常接近這一目標。但從論文刊發層面分析，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隱憂，這是因為23人中有22人的獲獎成果均是在上世紀70至90年代湧現；僅有山中伸彌（2012年生理學及醫學獎）的學術突破是在本世紀發生的。
上世紀璀璨的科研成績，離不開政府與企業的大力投入。早在60年代，日本政府制訂了「科學技術十年計劃」，提出有必要按照歐美國家的慣例將研發經費投入總額提高至GDP的2%水平。到了1970年，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達到了1960年的6.48倍，1980年的研發經費投入總額又在1970年的基礎上增長了3.9倍。在20世紀最後二十年裏，除去泡沫經濟破裂之初的三年，日本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不斷攀升，由2.1%進一步提高至2.9%，高出美國近0.3個百分點。
而隨着70年代日本GDP超越聯邦德國，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私營企業的研發部門也將巨額資金砸向前沿技術領域，松下、東芝、索尼等一批日本商業財團紛紛建立起中央實驗室，同樣也是為後來的諾獎打下基礎。
缺乏培養新血機制
然而，日本頂級論文被引用次數的國際份額，從90年代後期持續走低。日本科學技術·學術政策研究所（NISTEP）統計顯示，TOP 10%的被引論文：1999─2001年均約4443篇，全球份額約6%，位列第四名；2019─2021年則降到每年約3767篇，跌至全球第十三位，先後被韓國、伊朗超越。
究其背後原因，有三點變化值得關注。其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私營企業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周期，即「失去的三十年」。各家公司優先考慮削減經營成本，商業化產出貢獻低的中央實驗室成為最早被解散的部門。
其二，日本政府從2004年開始推行了「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本意是引入市場競爭機制、提高運營效率，但客觀上對基礎科研造成了沉重打擊。長期固定教職大幅減少，年輕研究人員只能依賴短期合同。就業崗位的不穩定性，使得大量優秀青年人才放棄學術道路。
其三，生育率下降從兩個方面削弱國家創新力：嚴重少子化削弱人口規模優勢，使得新技術缺乏落地應用場景；嚴重老齡化消解企業改革動力，阻礙創新資源的集中投入。也因此，日本錯失了互聯網、移動互聯網，以及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產業機遇。不僅社會上缺乏新生代科創企業冒頭，傳統商業巨擘也變得思想保守、行動緩慢、流程僵化。
筆者今年1月22日撰文《AI時代還需追求人口增長嗎？》就指出，目前全球前二十的科技企業幾乎來自中美兩國，日本公司完全消失在榜單之中。日本國內最大的搜索引擎是「谷歌日本」，最大的門戶網站是「雅虎日本」，最大的移動通訊平台Line則是一家韓國公司。本土企業集體缺席科技商業版圖，是日本創新活力下降的最直接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