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對話鄭培凱上篇 我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遺民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7月中旬，還是仲夏時分，寸土寸金的中環街市，居然出現了一處神仙飛地，文人雅士們在品嘗清茶之餘，聽一段清麗婉轉的崑曲，再流連於一筆筆翰墨飄香的雋永書法，度過一個難忘的下午。
這種在香港難得一見的風雅機緣，藉由文化學者鄭培凱教授的個人書法作品展「喫茶聽曲」，於集古齋徐徐展開。
鄭培凱是本港學術名家，祖籍山東，1948年初生於青島，早年台大畢業後負笈海外，在耶魯大學拿到史學博士學位，是哈佛大學博士後，曾在美國及台灣多所大學任教。1998年受邀來港參與創辦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並擔任主任，從此駐留在港，以對傳統文化的博雅視野、中國歷史人文的溫厚關照，以及富有魅力的詩意性格，整理和闡揚國故，貢獻甚力，因此獲得尊重和禮遇，擔任過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諮詢委員會主席、團結香港基金中華學社創社社長等諸多兼職，現仍是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香港分會主席、香港集古學社社長等。
鄭教授的學術研究涉獵甚廣，以明清文化史、藝術、文化審美等為主，學問淹博，是當今海內外學界少見的通人。在崑曲、茶文化研究等方面尤有建樹，已出版各類著作、編著逾百種。舉其要者，專著有《湯顯祖：戲夢人生與文化求索》《茶道的開始》《崑曲傳承與文化創新》等，主編有《中國歷代茶書匯編校注本》《陶瓷下西洋研究索引：十二至十五世紀中國陶瓷與中外貿易》《口傳心授與文化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文獻、現狀與討論》《近代海外漢學名著譯叢（一百種）》等。
以書法為例，鄭教授幼承庭訓，臨池不輟，文人書法與學養相得益彰，有論者稱其同著名社會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一樣，都是學界不多見的教授書法家，因此廣為文化、藝術界人士及社會公眾喜愛，近年已受邀在香港及內地舉辦個人書法展與聯展數十次，出版書法作品集《此心安處—書寫蘇東坡》。正因他本人有多方面學養與跨界之能，於集古齋舉辦的這個書法展也因此別開生面，不再獨沽一味，而是融書法、茶道、崑曲三大傳統雅藝於一身，集視覺、聽覺、嗅覺三位一體的審美體驗，讓此精神雅集活色生香，觀者更一享文化英華之美。鄭培凱稱：「書法展結合寫字、茶道與崑曲，希望展示中國文化追求的審美境界，原來是意趣相通的。」
學者和書家，只是鄭培凱豐贍人生的面向之二，在學術世界之外，他還是擁有敏銳感受力的詩人，以及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作為迄今還葆有濃郁詩意、沒有停筆的詩人，他以「程步奎」為筆名，早年出版有多部個人詩歌集，翻譯過《聶魯達愛情詩選》，另有翻譯小說兩部。洋溢的詩情流淌在他心中，使他的寫作隨處呈現出自在靈性和生命氣息，比如他寫舞蹈家江青女士的開篇第一段：
「江青大姐任何時候出現，都有一種從容瀟灑的氣度，她英姿颯爽，像一個穿梭時空的人物，從古典世界亭台樓閣的飛簷，凌空一躍，以飛天仙女的曼妙之姿，彈奏着曲項琵琶，化身為現代女神，優雅地飄落在紅毯鋪就的星光大道上。」
寫崑曲表演藝術家蔡正仁演出《長生殿》中的唐明皇：「老蔡念起這首詩來，抑揚頓挫，不只是清澈悅耳，而且聲聲都帶着悠遠的感情，好像一個人曾經滄海之後，回想起兼天洶湧的波濤，即使眼前看到的是風平浪靜的太液池水，似乎也充滿了歷史滄桑，每一滴水珠都雲集了無窮的故事，可以像白頭宮女一樣，給我們訴說皇家的悲歡離合。」
以筆者之見，鄭培凱的散文寫作，是晚明文學中性靈一派的流芳餘韻，有趣味，有個性，對筆下風物人情有儒家底色的溫厚之愛，也有道家一脈的從容自在。文字清澈通透，布局看似隨意，其實行雲流水，行所當行，十分灑脫。此外，他的文章還兼有學問家行遍東西的豐富學識，以及歷史學者洞察古今的論定意識。學者劉再復就曾說：最喜歡的香港散文家，一是董橋，二是鄭培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一生的治學經歷很有意思，早年在台大讀英文系，喜歡寫現代詩，到耶魯大學讀歷史系博士，攻明代以降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年來香港任教，興趣轉向了中國文化，特別是對崑曲、瓷器、茶文化等的研究。我感覺這種轉向中有一條不變的主線：對文化的喜愛，以及您的詩人情懷。能否先從您與詩歌這個主題談起？
鄭培凱：我從小就喜歡讀跟文藝有關的作品，中學時開始寫作文，寫着寫着就受到台灣1950、60 年代新詩潮流的影響。我中學（編者註：台北成功中學）有一個國文老師叫紀弦（編者註：台灣著名詩人，1913—2013年，1953年創辦主編詩刊《現代詩》，掀起新詩革命），脾氣有點孤僻，同學們都躲着他，但他對我寫新詩倒十分欣賞，跟我講了許多現代詩「橫的移植」的道理，使我很長一段時間耽讀阿波利奈爾與法國象徵派的詩。直到今天，我還不能忘記波德萊爾、蘭波與馬拉美。我和紀弦老師的關係一直不錯，並因為他的關係，得以認識一批現代詩派的人物，一個是鄭愁予，我認識鄭愁予很早；方思（台灣現代派詩人，1925—2018年，「現代派」早期發起人之一），後來去了美國，我在美國還見過他，他詩寫得蠻好的；還有林泠（1938—2023年，台灣女詩人）。另外一個是藍星詩社（編者註：創立於1954年，由覃子豪等發起），代表詩人是余光中等，我跟余光中認識得稍微晚一點，大二時有門英文必修課，教課的老先生突然去世了，系裏就找了當時在台灣師大任教的余光中先生。他的詩我中學時就讀，蠻喜歡的，主要是他的詩歌結合了現代跟古典的關係。我特別喜歡的詩人是鄭愁予，後來很熟，幾十年老朋友，我們是1964年認得的，那時候我還在中學，參加一個青年文藝營，第一次見到鄭愁予。1965年我進了台大，在台大辦了次詩歌朗誦會，請了他去。那時候詩壇很熱鬧，還有一派是「創世紀」（編者註：當時台灣三大詩歌流派之一），「創世紀」這些人我認識比較晚，他們大多是軍中作家，瘂弦啦，洛夫啦，彭邦楨是他們的領導。
我私下接觸比較多、而且教我寫詩的，是余光中跟周夢蝶。我當時在一個小本子上寫了幾十首詩，交給余光中看，他很認真讀完了，提了意見，還幫我改詞句。他不是一個字一個詞那樣修改，而是指出有的詩句意象鮮明，單獨來看十分精彩，但與全詩結構和整體意蘊不調和，需要調整。周夢蝶擺個書攤，年輕人喜歡文藝的，就去他那個書攤，因為他賣的都是書店不賣的詩集那些。他人很好，非常低調謙虛，一直到老了後還保持那樣子，很有意思。這些環境就使得一個對文藝有興趣的年輕人開始寫詩，覺得這輩子要當詩人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到現在還很有詩人氣質，從您的文章中也能感受到。我的問題是，雖說文史不分家，您早年既然從文，為何後來轉向了歷史，在耶魯投到了史景遷門下？現在看來，您的晚明研究跟您來香港後的更廣闊文化研究，有內在的精神聯繫。
鄭培凱：我覺得人的性格比較難改變。我在台灣讀大學是1960年代中期，那時的社會氛圍會覺得傳統文化是很落伍、很敗落的。我之前沒讀過任何左翼文學的東西，五四以來的文學我們讀的基本上就幾個：一個徐志摩，一個朱自清，還有梁實秋的散文，記得直到上大學，聞一多、冰心的作品我之前從來沒讀過。那你喜歡文學，怎麼辦？就讀西方文學，那時候可以讀的都是翻譯文學。我喜歡詩，要做詩人，就去讀台大外文系。那時最主要的教師都是神父修女，讀着讀着就覺得這些老師英文是都很好，可大多數不是從文學角度，他只是把你英文教好。我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我其實對整個人文有興趣，反正已經進了大學，那就多去旁聽，我旁聽的課比自己本科聽的多得多，到大三我就想要轉到歷史系，歷史系那些老教授學問真的很不錯。我們那時候的口號，從小就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鼓勵去美國留學，我現在都還記得這個順口溜。那時候哪有錢去海外讀書？所有去的大概都要端盤子、洗碗，我運氣不錯，拿到了夏威夷大學的全額獎學金，好高興。獎學金屬於Asian Study的歷史類，我記得他們還要interview：你不就是一個Asian嗎，為什麼要念Asian Study？我說我要了解全世界的角度，這樣才可以比較清楚客觀、而且宏觀地理解亞洲。他們看我已經讀了好多歷史課，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錄取了我。
人一生有時候會碰到貴人，覺得你不錯，認為你的想法是對的，史景遷就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他其實對有些學生很兇，不及格、趕掉的都有，可他覺得好像我還可以。我跟他講的一些想法，回想起來很沒有道理嘛。那時我興趣太廣，他知道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6世紀的早期全球化進程對中國有怎樣的衝擊和影響？包括經濟上、文化上的。為什麼中國的歷史發展與西方崛起有這麼不同的路徑？我想從福建泉州及江西撫州兩地下手，以李贄與湯顯祖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這個題目的確非常大，當時系裏還有一位資深的中國史教授Arthur Wright（編者註：漢學家芮沃壽），是史景遷的老師，作為我臨時指導教授（我在耶魯的第一年，史景遷休假外出），就覺得我應該縮小論題，不應該把論文處理得太宏大。但史景遷沒有急於否定，而是讓我先試試。我跟他舉例子，我說布羅代爾（編者註：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家，代表作有《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與《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做博士論文，做了 20 年呢。我怎麼會跟他講這種話？而他（居然）接受了。Wright老師在我要考論文題目前突然去世。因為史景遷主要研究清史，我要做晚明史，他就把余英時先生請來，余先生大概覺得我是史景遷學生，就覺得：哎，你做什麼都可以。
我印象最深的，是史景遷曾坦蕩蕩地跟我說，他中文不如我，解讀中文文獻資料，他不必再教我什麼，那我的英文還不夠好，他可以教我找中文以外的資料，比如西方漢學研究成果、日本漢學成果，也可以教我如何組織材料、捋清思路，呈現歷史圖景。他真的這樣跟我講，所以我滿腦子就在那讀書。講起來也很好笑，這種拿着獎學金放任自流，當然讓我海闊天空、更加自由地去閱讀感興趣的書。結果讀了四年博士，雖然資格考的口試、筆試都過了，但我還沒好好開始寫自己的論文。令我感動的是，史景遷先生又幫我申請了耶魯大學最高的一個獎學金Yale Prize Fellowship in East Asian Studies（耶魯東亞研究協會獎學金），是耶魯大學在東亞研究方向金額最高的獎學金。獎學金包括兩年期間一切搜集資料的研究經費，旅行什麼的都可以報銷。得益於此，我又繼續了兩年的研究生活，不過當時我也不知道，還都很節省。去過大陸兩次，我去得很早，1976年就去了，所以被台灣趕了出來，護照吊銷，20年沒回過台灣。
我博士論文是寫兩個人物：李贄、湯顯祖。寫李贄，背景是泉州的發展。16 世紀泉州發生了什麼，李贄為什麼會變成李贄？是他家跟伊斯蘭有關聯。泉州從南宋到元朝以來都是對外通商口岸。我1976年去中國大陸，有一個很清楚的目的是要去泉州，統戰部也安排了，可是到當地後不讓我進，說是前線，所以研究泉州的計劃就斷掉了。寫湯顯祖，是因為想研究江西，我不想再研究江南16 世紀到 17 世紀的變化，因為有關江南富庶的研究很多了。當時我腦筋中還是類似布羅代爾的地中海研究這樣整體的東西，那時很受社會經濟史的影響。我後來跟學生說：你別學我，這不是你拿學術生涯做賭注的地方。不過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吃飽穿暖就行了，別的無所謂，人都給台灣趕出去了。我這個性格是怎麼來的？我也不知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的成長時期正好遇到台灣知識界的中西文化論戰，比如李敖就寫《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您那時肯定受到西方文化、自由主義的影響，您自己也學英文、寫現代詩、搞現代戲劇，還寫詩給李敖。怎麼後來開始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化，搞崑曲、茶、庭院研究，請問研究路向和生活趣味的這一轉變是怎麼完成的？
鄭培凱：我這一輩的人，也不僅是我，早一點的比如說我的學長白先勇，其實都有這個傾向。我是這樣覺得，我們中國學者現在對西方的理解，大體上跟一般的西方知識階層差不多了，可是我們理解西方後也不能夠追上去超越他們。比如我研究莎士比亞，人家研究得已經這麼厲害了，我不可能超過，他們對於自己的傳統，捋得很清楚。
我有一段時間對解構主義有興趣，他們在解構什麼呢？就是希望對於西方理性邏輯、從古希臘一路相承下來的整個思維方式，做不同角度的重新分析。闡釋學就跟這個有關係。比如說Derrida（編者註：德里達，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大師），他對整個西方的解構，其實是通過討論Plato（柏拉圖）、Rousseau（盧梭）這些人，思考整個西方的文化傳統，然後提出自己的看法。那我們中國文化，你有沒有好好闡釋過？你對整個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怎樣？知道不知道它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都是現代人，但我們的腦子根本不是傳統中國人的腦子了，這是我回過頭來研究中國文化的主要原因。我覺得也不要用什麼西方的方法，一個新的模式、model來解釋，不是這麼回事。我們就講儒家吧，比如說儒家的詮釋學的道理，你講清楚沒有？漢儒那些學者到底在想什麼？這要對中國文化作重新闡釋。我假如沒有早先這些經歷，以及我對於整個西方有那麼濃厚的興趣、多多少少知道這個脈絡的話，我不會回頭這樣做。所以這是我最大的動力。
另外，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講，現在已經是全球化了，我覺得中國文化裏有許多東西，是西方文化傳統裏所沒有的。它的意義是什麼？是好是壞？當然我們不能這樣做簡單的劃分，但它絕對有很多東西可以提供。所以我一天到晚講，要多回頭來做。其實天底下的很多事、人類文化文明發展的很多事，現在都還不清楚的，不清楚我們就要搞清楚。舉例來講，我為什麼對李贄還是很有興趣？李贄的家譜裏講得很明白，他六世祖在泉州為阿拉伯人做通事（翻譯），到過今天的霍爾木茲海峽，還娶了當地的女子回來，在家裏造成了一些問題，一家人同時姓林跟姓李，鬧翻了，家庭是分裂的。李贄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用的名字叫林載贄，後來改做李贄。這種變化肯定有蛛絲馬跡，你就要去找，我論文裏也都提到過，可是我這輩子大概沒時間再去做研究了。
回到你的問題，你問轉變的原因是什麼？我覺得我從小在一個中國家庭裏長大，嚮往西方，也到西方生活了30年，好多中國文化我從小學得也很好，可是從來沒理清過。我回來了，要把這些搞清楚，也把我自己搞清楚。學術上會有很多說法、概念，比如民族主義等，都是政治化的，政治化的東西可以隨便改來改去，但不是文化的。文化延續不靠這些，最重要的還是要對中國文化有比較深的了解。你看古代有些人在他那個環境裏怎麼作選擇，怎麼維持做一個人的尊嚴？我經常跟學生說：人活一輩子啊，不是白活的，要對得起身邊的人，對得起社會，最重要也要對得起自己，這個很儒家了，從自己修身、齊家、治國，你說有沒有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