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合肥經驗 提升投資質量與產業成效
陳柏琿 亞洲數字經濟科學院院長
香港公布第一個五年規劃，把創新科技和經濟多元化放在更突出位置，「向合肥學習」的討論也因此有了更迫切的現實意義。合肥以公共資本參與產業培育的實踐，確實值得香港認真研究；但若把這一經驗理解為「政府出錢、企業落地、上市套現」的簡單路徑，則會有很大風險。香港要學的，不是某一筆投資的賬面回報，而是如何通過持續、專業、受約束的公共投入，把資本轉化為城市新的生產能力。
香港早已擁有特區政府參與股權投資的制度和實踐。2026至2027年度財政預算案指出，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初始資本為620億元，已投資超過190個項目。香港完全可以在現有制度下，通過專業平台和清晰授權開展投資。真正需要完善的，是公共目標、商業決策與問責機制之間的關係。
公共資本投資要見實效
合肥經驗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公共資本與產業落地形成了具體聯繫。以蔚來為例，2020年的投資公告顯示，合肥建投等戰略投資者協議向蔚來中國投入70億元人民幣，蔚來中國則將在合肥設立總部，涵蓋研發、供應鏈等業務。公告同時說明，合肥當時已經是其主要製造基地。由此可見，這筆投資接續了已有的生產聯繫，也把融資安排與企業的長期經營部署結合起來，不能簡單理解為項目一旦起步，政府便可以獲利離場。
尤其需要警惕用股市表現來證明一套產業政策已經全面成功。企業市值、國資持股的賬面價值、實際退出收益，以及地方財政能夠使用的資金，是不同概念。即使某筆股權投資獲利，也仍須結合土地優惠、基礎設施投入、補貼和融資支持，衡量公共資源的整體成本。要證明產業投資能夠持續循環，還應考察整個投資組合，包括失敗項目、追加投入和資金佔用時間。對香港而言，更不能把尚未實現的股權收益，預先當作支持經常性公共開支的穩定收入。
看清這些條件，香港才能把合肥經驗轉化為自己的行動。首先，香港需要把產業選擇做得更細。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半導體都是重要領域，卻也都是範圍極廣、競爭激烈的領域。把這些名稱寫進規劃，只完成了方向選擇；要作出投資決定，還須找到香港有能力積累優勢的具體環節。
香港可以把大學研究、臨床資源和工程能力結合起來，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醫療器械、診斷技術與特定生物製造工藝；可以圍繞建築、物流和城市設施維護的需求，培育機器人控制、感知與系統集成企業；在半導體領域，則應逐項評估設計、先進封裝研發、測試及特定器件中試的條件。在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時，應依據各自的優勢建立具體工序分工。
投資也應放眼長遠
特區政府應清楚區分商業回報和產業貢獻。股權投資需要說明估值、風險及退出路徑；承擔公共任務的支出，則需要說明成本和可驗證的收益。兩者都可以有正當理由，但應事先明確，避免項目獲利時只談投資能力，虧損時又以無法核實的「戰略意義」迴避檢驗。香港在這方面應發揮自身制度優勢。特區政府可以確定產業方向、公共目標和風險預算，讓具備行業經驗的專業團隊負責具體投資，並以獨立評估、利益衝突申報和定期披露約束權力。接受投資的企業，也不應因此在監管、採購和市場准入方面自動獲得特殊待遇。
合肥值得香港學習，因為它讓人看見公共資本參與產業成長的可能性。香港則需要以自身的科研條件、市場聯繫和制度能力，把這種可能性變成可持續的實踐。最有說服力的成績，是政府投入逐步退出之後，企業仍能創新，人才仍願留下，新的企業仍能從已經形成的產業基礎上繼續成長，把資本真正變成產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