箴言猶在，家國不忘——那位說「香港好，國家好」的人，走了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團結香港基金前副總幹事 李浩然
董生走了，那位說「香港好，國家好」的長輩，永遠地離開了我們。董建華出生於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那一天。一個在民族危難中開始的人生，卻要用一生去迎接父親口中那個「大時代」。這大概是命運埋下的伏筆。
1939年，一張泛黃的照片，那是他兩歲時父親董浩雲拍下的。照片背面寫着一行字：「笑迎着大時代來臨」。董生後來常常提起這張照片。他說小時候不懂這句話，父親就年年解釋給他聽：中國會好起來的，你長大了要參與到這個大時代裏，要爭氣。
1997年6月30日午夜，香港會展中心。60歲的董生站在主禮台上，看着英國國旗降下，五星紅旗升起。多年後他回憶那一刻，說的不是什麼宏大敘事，而是一句很樸素的話：「我一個60歲的中國人，盼望着，感動着。」
他知道自己要扛起的是什麼。香港回歸前，很多人勸他出來參選首任行政長官。他猶豫了很久，反覆問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最終讓他下定決心的，是一句很簡單的話：我董家四代在香港，對香港有感情，想為香港、為國家做點事。
1997年7月1日凌晨，他在就職儀式上說了一段話。他說「一國兩制」的事業，最重要的是「完全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裏」。這話今天聽來或許尋常，但在那個歷史節點上，一個剛剛擺脫百年殖民統治的地方，由中國人來治理，其中的分量，只有親歷者才懂。他深知這是一項「不可以失敗的事業」。他的辦法很笨，也很實在：每天、每天，努力、努力地工作。
董建華主政香港的近八年，不是一段輕鬆的日子。亞洲金融風暴席捲而來，樓市暴跌，經濟低迷，2003年「非典」疫情暴發。
董建華後來接受採訪時說起那段時光，語氣依然沉重：「責任重大，做得不好，很難過」。但讓香港渡過難關的，不只是港人的堅韌。董建華多次講起，在最困難的時候，中央調來了防護服和醫療物資，開放了個人遊，給香港經濟注入了活水。他說：「沒有中央政府的力挺，我們也過不了難關。」
這大概就是他那句名言的底色。不是口號，是一個經歷過風雨的人，從切身體會中提煉出的認知。他知道香港的繁榮從來不是孤立的，這需要一個穩定的、發展的國家作為依託。
卸任行政長官後，董生沒有停下來。他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創辦中美交流基金會和團結香港基金，繼續為國家發展和香港繁榮奔走。他關心年輕人的歷史教育，說過一段很中肯的話：「一百多年殖民統治的影響，不是那麼容易消除的，只有讀過歷史，才會明白中國最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是多麼了不起。」
2019年，國家授予他「『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82歲的老人站在人民大會堂的領獎台上，落淚說了一句話：「這個獎不是頒給我個人的。」
可是他始終謙卑，把自己看得很小。他說自己「扮演一個小的角色」，只是很驕傲能參與其中。可是誰都知道，在香港回歸這件中華民族的大事上，在「一國兩制」從構想變為現實的過程中，他承擔的是怎樣的重量。
董建華走了。但他卻留下了一個關於家國情懷最樸素的樣本：一個出生在戰火中的中國人，用一生去相信父親說的那句話─中國會好起來的。然後他真的參與其中，做了一點事。他常說愛國對他這一代人來說，「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家傳的」。父親的教誨，他自己一生在踐行。
他是一位將「達則兼濟天下」這句古語踐行到淋漓盡致的長輩，不帶任何私心地，將所有心力貢獻給香港和國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董生千古，吾輩永遠懷念、感謝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