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間再造、動能重塑和樞紐升維 ──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與融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角色再出發\李小瑛
2026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香港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將「促進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單獨成章，對香港的功能定位作出系統部署，並由以往「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深化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這標示中央對香港的期待已從單向的「受益者、參與者」升級為雙向的「貢獻者、賦能者」。9月16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一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正式公布，全文七篇二十八章、約6萬字，輔以22項主要指標和40餘個專欄。香港首次以五年規劃的形式系統謀劃自身發展，是治理模式的歷史性躍遷。從港英時期的「積極不干預」，到回歸初期沿襲的「大市場、小政府」，再到今天主動以五年規劃擘畫長遠藍圖，香港開始以「戰略性政府」的姿態，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主動對表國家發展議程。
對香港而言，制定中長期規劃的必要性，可以從世界與自身兩個層面審視。從世界層面看，城市競爭早已超越單純依靠市場「看不見的手」自發調節的階段，戰略性、前瞻性規劃已成為世界級城市應對系統性挑戰、塑造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制度安排；即便在自由市場經濟體中，土地開發、基建布局與新興產業培育等領域也普遍實行規劃管理，近年主要經濟體更以立法手段強化產業與科技政策競爭。香港過往並非沒有規劃，而是呈現出鮮明的「二元性」：在土地、重大基建等「硬」領域，規劃展現剛性執行力，1972年的十年建屋計劃為數以百萬計市民提供居所，1989年的機場核心計劃跨越回歸、奠定國際航空樞紐的硬件根基；而在產業、創科等「軟」領域，則以柔性引導為主，留下過「八萬五」建屋計劃因外部衝擊而擱淺、數碼港未能形成創科集群的深刻教訓。香港並不缺乏局部的、項目式的規劃，缺乏的是系統性、連續性、具韌性的中長期戰略規劃。規劃的實質，是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凝聚社會共識、配置公共資源、穩定發展預期——它不是指令性計劃的複製，而是「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在「一國兩制」下的創造性結合；規劃將「堅持實現『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明確寫入規劃理念，這一治理哲學由學術討論升格為特區施政的基本準則。
從自身層面看，首個五年規劃是應對國際國內雙重變局的主動作為。放眼國際，地緣政治博弈加劇，全球供應鏈加速重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香港基本盤依然穩固，但與此同時結構性隱憂凸顯：傳統優勢產業增長放緩，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不足1%；土地房屋、醫療安老等民生問題積累已久；公共財政承壓；對接國家重大戰略時常顯得被動、零散，缺乏系統性的「路線圖」與「施工圖」。規劃以七篇二十八章鋪陳未來五年藍圖，從空間規劃、經濟金融貿易、創新科技產業，到民生社會、區域合作，再到統籌發展與安全，體系完備。香港此輪「再出發」可以概括為三個維度的系統性重構：以北部都會區為載體的空間再造，以國際創科中心為軸心的動能重塑，以「超級聯繫人」為基礎的樞紐升維。三者環環相扣，共同構成由治及興新階段香港服務國家大局的角色新定位。
一、空間再造：北都重構經濟地理，「南金融、北創科」雙中心格局成形
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深層意義，在於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重構香港的城市空間格局。自開埠以來，香港的城市功能始終高度疊加於維港兩岸，金融、商貿、居住在彈丸之地層層嵌套；單中心極化的空間結構反過來又鎖定了單一的產業結構——樓價長期高企，發展空間長期集中於已高度開發的市區，實體經濟缺乏空間載體，難以支撐經濟多元化與產業升級的長遠需要。北都建設，正是對這一空間鎖定的戰略解鎖。
北都的規模與開發模式具有明顯的突破性。北都面積約300平方公里，接近全港土地面積的四分之一，足以承載新香港未來發展空間。按照規劃，北都未來五年將產出900公頃「熟地」、提供超過7萬個住宅單位及100萬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熟地」產出較過去五年累計增長7.5倍，並被列為22項主要指標中為數不多的約束性指標；規劃同時以訂立《北部都會區發展條例》、成立產業園區公司、「按實補價」先導計劃與「雙信封制」招標等一攬子改革加快土地釋放。「八縱八橫」運輸基建新布局，疊加港深西部鐵路、北環綫兩條跨境鐵路，將從根本上重塑香港的城市骨架與深港連接，兩地人員、物資、資金、數據的跨境流動將全面提速。在產業與公共服務維度，北都不僅布局新田科技城與創科園區，更以牛潭尾第三所醫學院及綜合醫教研醫院、河套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節點，打造集教學、研發、臨床試驗與技術轉化於一體的生命健康科技集群，並以真實世界證據革新藥械審評機制。
比規模更重要的是功能重構。「南金融、北創科」——這一雙核心格局已寫入規劃的文本，精準刻畫了空間再造的產業內涵：維港都會區繼續承載國際金融、商貿與專業服務等存量優勢，北部都會區重點承載創科、專上教育與醫療創新等增量功能，並與深圳的科創走廊深度耦合。尤具標誌意義的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首次將「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寫入國家五年規劃——北都由此從「香港的北都」上升為「國家的北都」，成為國家空間戰略的組成部分。
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制度維度。以橫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探索粵港澳規則銜接，再以北部都會區的整片開發集成制度創新經驗，最終將成熟經驗推廣至整個大灣區共同市場——這條漸進式融合路徑，使北都承擔起「一國兩制」下制度型開放試驗場的功能。以香港的「軟件」（規則、制度、國際化網絡）疊加內地的「硬件」（土地、製造、市場縱深），通過「雙總部」機制破解企業與人才在兩套制度間「二選一」的困境，實現「1＋1＞2」的疊加效應；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等的先行實踐，已經驗證了這一邏輯的可行性。
二、動能重塑：以國際創科中心為軸心，重新錨定增長函數
五年規劃的第二重深意，在於重新回答「香港靠什麼增長」這一根本問題。長期以來，香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金融、地產等資產型行業，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1%，產業空心化使經濟周期繫於資產價格與外部流動性，也壓縮了青年的就業與發展空間。國家「十五五」規劃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擺在核心位置，香港若不能重建自身的創新動能，服務國家大局功能將大為削弱，自身繁榮亦難以為繼。規劃提出2026至2030年實質本地生產總值年均增長3.6%，並首次設立22項主要指標，把「再造增長動能」從願景錨定為可計量、可考核的承諾。
過去十年，香港創科生態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躍升。初創企業數目由2014年的約1000家增至2024年的約4700家，十年增長逾三倍；港交所18A上市制度下已有85家未盈利生物科技及特專科技公司掛牌，累計融資超過160億美元；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全球創新指數》中，「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於2025年首次躍居全球百強科技集群之首。但短板同樣清晰：2024年香港本地創新活動總開支佔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3%，其中純研發開支比率為1.13%，與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定位相比仍有明顯差距。規劃為此設定年均開支增長約10%、力爭2030年後達至3%的目標，並列明「政、產、學、研、投」協作主線，以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與科學園構成的「北中南」三大創科園區和五大研發機構為空間抓手。
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是香港重塑動能的獨特支點。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的城市，基礎科研的國際認可度是其最稀缺的資產。規劃以北都大學城為引擎——在新田、洪水橋、打鼓嶺布局三個大學城，教育設施串聯毗鄰產業用地、總面積擴容至逾1000公頃，促進產學研空間連接，並圍繞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微電子等國家緊缺學科定向培育產業專才，正是對國家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戰略的精準呼應。在人才端，2022年底以來各項輸入人才計劃累計收到超過40萬宗申請，超過15萬名各地人才來港落地；規劃提出非本地學生數目由2024/25學年的7.98萬人增至2029/30學年的10萬人，同時便利香港人才進出內地、促進區域人才流動，使人才在服務國家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
從區域創新體系的視角看，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正在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工。完整的創新鏈條包括基礎科研、應用轉化與金融服務三個環節：香港兼備一流基礎科研與全球頂尖金融服務能力，短板恰在應用轉化；大灣區腹地正可補齊此環——香港的大學貢獻原創研究，深圳、東莞貢獻轉化與製造，香港的資本市場提供融資與退出通道。2025年「深圳—香港—廣州」科技集群登頂全球，正是這一區域創新分工體系走向成熟的標誌性事件。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一區兩園」的意義由此遠超一個產業園區：規劃將其明確定位為「國內境外」的特殊地區，這在我國規劃文本中尚屬首次——它是在「一國」之內探索兩套創新制度耦合的試驗場：在河套爭取布局國家級科研設施、試點科研物資、數據、資金跨境流動的特殊政策，把「香港研發、灣區轉化」的制度通道做實做寬。人工智能或是第一個突破口：特區政府正推進沙嶺數據園區等布局，園區將於2029年或以前投入營運，2032年可提供的算力相當於目前全港的36倍，香港的國際化環境有望成為全球最優質的AI應用試驗場之一，為國家「人工智能+」行動提供可複製的香港方案。
三、樞紐升維：從「超級聯繫人」到「超級增值人」、「超級合夥人」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香港的樞紐功能正經歷從「通道型」向「增值型、合夥型」的歷史性升維：在國家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高水平對外開放中，擔當產業蓄勢的支撐者、創新策源的賦能者、金融循環的中樞者、企業出海的護航者；同時依託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推進大灣區「硬聯通、軟聯通、心聯通」，使樞紐功能深深嵌入區域網絡。這一升維的本質，是香港從全球化的通道節點轉型為制度型開放的增值樞紐。
第一大突破方向，是打造內地企業出海的綜合服務平台——規劃專設「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章節，這一方向由學理倡導升格為特區行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2024年達1922億美元（創歷史新高），存量規模已超過3萬億美元；出海主體從大型國企擴展至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出海模式從產品出口演進為產能布局與生態出海。從全球產業史縱深看，香港經濟每一次躍升都與產業轉移浪潮同頻共振：上世紀50、60年代承接歐美製造業實現工業化起飛，80年代借內地改革開放完成向服務經濟的轉型；今天，當中國從全球產業轉移的承接方轉變為引領方，內地企業的全球化布局必然呼喚一個高度國際化的服務樞紐。市場的選擇已然印證這一趨勢：香港貿發局2026年的調查顯示，83%的內地涉外企業選擇香港作為出海服務平台，遠高於居第二位的新加坡的31%；企業需求集中於合規法律諮詢、市場信息與跨境財資管理。香港的比較優勢在於「普通法＋資金自由流動＋國際仲裁＋國際資本＋內地直連」的全球唯一組合：2025年港股新股集資重回全球首位；《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穩居全球第三、融資市場排名全球第一；母公司位於內地的駐港公司達3090家、居各來源地之首。寧德時代2025年在港上市，淨集資353億港元投向海外產能，形成「香港融資—全球建廠—全球交付」的資金閉環；在港中資企業財資中心年度跨境結算規模近3萬億美元；部分龍頭科技企業以香港為全球研發節點，在港研發團隊已超700人。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香港還可為內地企業提供數據儲存與合規運營的國際樞紐——這是內地任何城市都難以替代的功能。
第二大突破方向，是大宗商品交易，其中黃金最具戰略價值。規劃以黃金為切入點專節部署「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並明確統籌推動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交易創新突破，香港黃金戰略由此獲得規劃層面的制度確認。全球黃金市場正經歷歷史性重構：2025年全球黃金總需求首次突破5000噸，各國央行全年淨購金863噸，中國央行黃金儲備持續增持。中國作為全球第一黃金生產與消費大國、全球最大實物黃金交易市場，卻長期在倫敦、紐約主導的定價體系中處於弱勢；而隨着西方交割體系將合規審查政治化、暫停部分中國精煉企業的合格交割資格，全球黃金市場「雙軌化」趨勢確立，以上海黃金交易所和香港為中心的東方自主體系加快構建。香港於此時完成關鍵布局：2026年7月7日，香港黃金中央清算及結算系統啟動試運營，與上海黃金交易所實現首階段「實物聯通」，滬港兩地實物黃金可雙向自由劃轉；全新「香港金」價格代碼進入國際報價平台，倉儲容量三年內目標超過2000噸。「香港定價交易—灣區精煉製造—全球出口分銷—人民幣計價結算」的全產業鏈閉環由此加速成型。在地緣政治重塑黃金流動方向、黃金從避險商品升格為國家戰略資產的當下，這一布局既是產業機遇，更是國家金融安全與定價話語權的戰略安排。
第三大突破方向，是深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香港目前處理全球約四分之三的離岸人民幣支付結算，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約1萬億元人民幣；在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中，香港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的全球份額升至41%。規劃明確「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與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的部署同頻共振；隨着越來越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在貿易結算中使用人民幣，做大離岸「資金池」與「資產池」、豐富人民幣計價產品體系，是香港樞紐功能深化的必然路徑；債券通、互換通、跨境理財通等互聯互通機制持續擴容，黃金等大宗商品的人民幣計價探索，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具實物支撐的載體。在美元體系「武器化」風險上升的背景下，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已從商業機遇上升為國家金融安全的戰略性安排。
總之，五年規劃之於香港的意義，或許不亞於其經濟內容本身。回歸以來，香港長期缺乏中長期戰略規劃，公共政策呈現碎片化、短期化傾向，社會共識難以在時間維度上凝聚。首個五年規劃以「行政主導、系統謀劃、公眾諮詢」重塑治理範式，把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鍛造成不斷延續的動態循環，本身就是由治及興在治理層面的深刻體現。空間再造提供物理載體，動能重塑提供產業引擎，樞紐升維提供功能網絡──三維並舉之下，香港的再出發是以制度優勢、空間重構與創新能力主動嵌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核心議程。歷史反覆證明，香港的命運始終與國家的興衰同頻；一個能夠為國家所用的香港，才是一個對世界不可替代的香港。這正是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留給由治及興時代最深刻的啟示。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長；全球與區域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