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考/禁用還是放任？AI教育真正難題在於如何教\鄧 飛
人工智能進入校園，教育界正面對一道看似非黑即白、實際上極其複雜的選擇題：究竟應該容許青少年學生使用AI，還是乾脆禁止？紐約市最近作出了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選擇。2026/27學年，紐約市公立學校對2-K至8年級學生實施為期一年的「學生端生成式AI」禁令；高中生則仍可接受AI素養教育，並只可在經審批的課程、職業教育或試驗項目中有限度使用AI。紐約市教育部門解釋，政策旨在保護學生與教師、同儕之間的人際互動，以及兒童成長所需要的好奇心、創意和實體學習經歷，避免生成式AI過早介入兒童的思考和學習過程。
這種憂慮並非杞人憂天。2025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的學術期刊《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第12卷發表題為《ChatGPT as a cognitive crutch：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n knowledge retention》的隨機對照研究。研究把120名正在學習人工智能知識的大學生隨機分為ChatGPT輔助組及傳統學習組，並在45日後進行突擊知識保留測驗。結果顯示，不受限制使用ChatGPT可能因「認知卸載」（cognitive offloading），減少學習者建立長期記憶所需要的認知努力。因此，容許學生使用AI確有風險。學生可能由「我不懂，所以請AI教我」，逐漸變成「我不想思考，所以請AI替我做」。
讓學生學會正確使用AI
然而，另一項同樣在2025年發表的哈佛大學研究，卻展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哈佛在《Scientific Reports》發表隨機對照研究，以194名大學物理課學生作比較，結果發現經過精心設計、採用教學鷹架和個人化提示的生成式AI導師，可以令學生在較短時間內取得更多學習增益，而且學生的投入感和學習動機亦較高。換言之，真正的變項未必是「有沒有AI」，而是AI被設計成替學生思考，還是引導學生思考。
同時，問題的另一面同樣值得警惕：全面禁止AI，也可能製造另一種教育不公平。紐約的禁令約束的是公立學校體系，私立學校並不直接受紐約市公校這套政策規管，可以自行制定AI教學安排。這就可能出現一個弔詭局面：公校學生在校內不能使用生成式AI，但較富裕家庭的學生仍然可以在校外使用付費AI服務、接受家長或私人教師指導；部分資源充裕的私立學校更有條件自行設計AI課程、專題研習及個人化學習。若這種差異持續數年，當大學和就業市場愈來愈重視AI素養時，究竟哪些學生更佔優勢？這正是「數碼鴻溝」在AI時代的新形態。過去的鴻溝主要是「有沒有電腦、有沒有寬頻」；今天更值得擔心的，是有沒有機會在專業指導下學會正確使用AI。
筆者早前亦警告，香港若缺乏系統性支援，不同學校、不同科組之間很容易衍生新的「數碼鴻溝」。教聯會一項涉及185名香港中小學及特殊學校教育工作者的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表示AI應用仍停留於「個別教師自行探索」階段，能夠由全科組系統推動的只有2.2%。如果AI教育主要依靠個別學校和教師自行摸索，資源較豐富、人才較充足的學校自然走得更快，資源有限的學校則可能愈來愈落後。
這種憂慮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警告相呼應，其在2025年發表的專題報告《AI and education：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learners》（《人工智能與教育：保障學習者的權利》）中明確指出，數字化及生成式AI雖然可以擴大教育機會、推動個人化學習，但同時存在加劇既有不平等的風險。報告指出，截至2024年全球仍約有26億人無法上網，傳統「數碼鴻溝」因此有可能進一步演變成「AI鴻溝」（AI divide），弱勢及邊緣群體尤其容易被進一步拋離。UNESCO因此主張以「以人為本、以權利為本」的方法推動AI教育，確保科技增加所有人的學習機會，而不是令部分學習者掉隊。因此，公平、可負擔及可持續地接觸網絡與數碼設備，已經成為保障教育權的重要條件。
「全面放任」與「全面禁止」其實都是相對容易的政策；真正困難的，是建立一套既保護學生思維發展、又不剝奪學生AI學習機會的課程和教學法。AI教育首先不能只教學生「如何下Prompt」。真正的AI素養，是懂得什麼時候應該用、什麼時候不應該用；懂得驗證答案、辨識幻覺、偏見和錯誤資訊；更重要的是懂得保留自己的思考主體性。筆者近期提出，教師可以要求學生比較不同AI的答案、查證來源、找出錯漏，甚至反過來批判AI。學生由「向AI要答案」，轉變為「審問AI的答案」，這才是真正的AI素養。
讓每位學生有公平機會用AI
低年級可採取「少用、受控使用」，重點仍放在人際互動、閱讀、寫作和實體探究；年級愈高，才逐步增加人機協作。AI亦不應預設直接提供答案，而應採取類似蘇格拉底式提問、分步提示、錯誤診斷和個人化練習，讓學生經歷必要的「思考掙扎」。作業評估則應增加口頭答辯、學習歷程、AI使用紀錄和學生反思，評核的不是誰最懂叫AI寫答案，而是誰最懂利用AI深化自己的思考。
這些都不能只靠每所學校自行摸索。教育部門有必要成立一個由課程專家、前線教師、兒童及青少年發展專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數據倫理專家等組成的「學生AI學習督導及追蹤研究委員會」，進行跨年度、跨年級的持續研究。研究要追蹤使用AI後學生的閱讀理解、獨立寫作、知識記憶、批判思維、自主學習、創造力、學習動機的變化，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和不同學校之間的差距；同時研究教師採用什麼教學策略最有效，哪些做法會造成依賴，哪些做法真正做到因材施教。研究結果應定期向教育部門提出政策調整建議，亦轉化為前線學校可以直接採用的課程、教案和評估模式。
最理想的AI教育，不是讓富裕家庭的孩子獨享AI優勢，也不是以禁令把公辦學校學生隔絕於AI之外；而是讓每一名學生都有公平機會，在專業教師引導之下學懂駕馭AI，同時仍然保有獨立思考、主動求知和自主學習的能力。
立法會議員、教聯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