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脈搏/AI發展紅利 確保全民共享\徐 高
人工智能（AI）大模型是人類的模仿者，基本掌握了人類已有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大模型可以替代人類。因此，AI大模型不同於人類以前的技術，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能超過之前的技術進步。
基於大模型的AI技術，不具有人類所擁有的創造力。至於AI的遞歸自我改進（RSI）、技術奇點（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等設想，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說中。AI可以提升人類社會對資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但它不會消滅資源和能源本身的稀缺性，自然也不會消除由資源和能源轉換而來的產品之稀缺性。在思考AI的宏觀經濟影響時，不能把AI想成一種「魔法」，然後用這個「魔法」為未來社會附上各種絢麗的想像色彩。
AI大模型雖然還難以達到人類的智能水平，但它作為一種強而有力的生產力工具，足以讓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AI雖然還無法擁有人類的創造力，但可以完成人類目前所從事的許多重複性工作。事實上，大模型已經在計算機虛擬空間中展現了巨大的生產力。而當它進入物理世界，開始操控各種機器完成任務時，會讓人類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明顯提升。
但在AI推升生產力的同時，經濟中的收入分配問題會變得更為重要。有些觀點可能會以為，AI大模型的廣泛運用，會給每個人都帶來一個「魔法口袋」，每個人都可以隨時從中拿出自己想要的東西。但這不會變成現實。AI時代更可能的情形是，大模型技術在物理世界中的廣泛應用，催生出一些規模龐大的自動化「超級工廠」。這些「超級工廠」會成為全社會生產力提升的主要載體。但接下來的關鍵問題是，這些「超級工廠」的產出該如何分配？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分配問題，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對社會可能弊大於利。
AI技術在提升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可能在兩方面惡化社會收入分配狀況，引發社會問題，進而阻礙經濟發展。
消弭社會衝突風險
一方面，AI大模型可能將「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推向極致，從而導致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一直以來，人類都依賴資本與人類勞動兩個投入要素的結合來獲得產出。產出則會相應歸屬資本和勞動所有，成為資本的回報和勞動的回報。過去如蒸汽機、電氣化、計算機、互聯網這樣的技術進步，並沒有改變資本與人類勞動結合得到產出的基本生產模式，而只是提升了生產效率。這些技術進步讓資本與勞動都獲益，二者回報都隨之增加。
但AI大模型這次的技術進步與以前不一樣。大模型是人類的「模仿者」，因而可以在很多生產活動中替代人類勞動，從而讓資本加AI即可得到產出。考慮到AI需要算力設施來運行，因此AI系統本身應該被視為一種新形式的資本。
如果可以用AI來操控機器，從而讓資本可以在不依賴於人（或者極少依賴於人）的情況下進行生產，那麼產出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分）會變成資本的回報，從而使得勞動收入佔經濟總產出的比重顯著下降。對於那些缺乏資本、而主要靠勞動報酬為生的人來說，這無異於拿走他們的「飯碗」。如此會讓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顯著拉大。
另一方面，AI大模型還可能形成「AI技能鴻溝」（AI Skills Gap），加大人群內部的分層，拉大民眾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對那些從事需要較高創造力、非重複性工作的人而言，AI大模型是賦能的工具；但對那些從事重複性、程式化工作的人，AI大模型是奪走其工作機會的競爭者。隨着AI技術的推進，人們內部會分出差距明顯的層級，運用AI大模型的人和被AI大模型替代的人之間，會有愈來愈大的收入落差，從而導致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的拉大。
AI技術帶來的收入分配惡化，不僅是個經濟問題，還是個社會問題。收入差距如果拉得過大，甚至可能導致社會撕裂、乃至政治共同體瓦解的嚴重後果。以美國為例，自1990年代以來，美國國內總收入中，國內勞動者報酬佔比明顯下降，而反映資本回報的企業淨經營盈餘佔比則顯著上升。二者走勢的背離反映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
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表一篇論文認為，美國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自動化技術是對這些常規任務中人類勞動的替代。資本和勞動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美國近些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重要原因。特朗普兩次當選美國總統，也很大程度上拜這樣的社會環境所賜。未來，隨着AI技術逐步滲透進那些非常規任務，替代其中的勞動，美國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還會變得更為嚴重，加劇美國現在已經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面對AI帶來的收入分配問題，社會需要採取某種措施來將AI紅利分配給廣大人民。從守住社會穩定底線而言，這是避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撕裂社會，引發社會不穩定所需要的。而從追求更高社會目標而言，這是實現提升民眾福利這一經濟發展最終目標所要求的。要化解AI帶來的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將AI獲得的收益廣泛地分配給社會所有民眾。
化解收入分配難題
即使在美國，也有聲音呼籲將AI帶來的生產力紅利更為平等地分配給所有人。特斯拉創始人馬斯克在樂觀看待AI時代社會前景的同時，也注意到收入分配惡化的問題，並提出「全面高收入計劃」（Universal High Income，UHI）。UHI意味着基於AI帶來的巨大生產力提升，政府按月向所有公民發放遠超基本生活需求的豐厚收入，從而讓他們可以負擔得起想要的商品和服務。
2026年6月，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向美國參議院提交了《美國AI主權財富基金法案》，提出了一種實現UHI的具體辦法，即將AI公司的一半股份收歸國有。該法案要求年銷售額超2億美元的AI公司，將其50%的股份上交給美國政府，以成立「美國AI主權財富基金」。該基金則將其分紅平均分配給所有美國人，從而讓所有美國人分享AI帶來的紅利。
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再加上「AI資本」全民所有制，有望讓人類社會成為那種讓每個人獲得真正自由的社會。當每個人都分享了AI帶來的紅利之後，就可以從重複性、強制性的工作解放出來。此時，工作對人而言不再是謀生的工具，而是成為彰顯其人類本質的方式。人們可以根據個人的興趣和特長，在各個領域自由發揮和展示才能，讓勞動變成了一種富有成就感的享受。
像中國這樣內需有待提升的國家，AI技術可能加劇需求不足的問題。筆者曾撰文討論過，有效需求不足歸根結底是個收入分配問題。當居民部門收入佔經濟總收入比重過低，居民消費佔經濟比重不足時，內需不足的問題就會產生。AI技術帶來的「資本替代勞動」的趨勢在中國也會出現。當然，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可以通過規模龐大的國有資產分享AI紅利。但這種分享必須要通過國有資產回報更多地向居民部門的轉移才能落到實處。如果國有資產回報的運用仍然延續之前的「重投資、輕消費」的傾向，則AI帶來的生產力提升會讓中國需求不足的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制約中國經濟發展。
因此，中國有必要將國有資本回報更多導向居民部門，增加居民部門的收入和消費佔整個經濟的比重。採取如此「上策」，可確保AI紅利為人民所充分享受。
AI技術在經濟中大規模應用的後果，不是簡單推高社會生產力那麼簡單。AI技術在推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還會在經濟社會中產生一環接一環的「漣漪效應」。其中，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最值得關注。AI時代的經濟社會究竟走向何方，取決於經濟和社會結構能否因應AI技術的推廣而做出妥善調整。
（作者為中銀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