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當「超級合夥人」 引領「一帶一路」創科合作
梁海明 海南大學「一帶一路」研究院院長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將在下周於香港舉行。科技創新合作正取代傳統基建、貿易等領域，成為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最強勁的引擎。對香港而言，在國家加強與東盟、中亞、非洲等「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科技創新合作大潮中，香港如何超越牽線搭橋的「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角色，成為對接資源、消除障礙、推動價值鏈上升的「超級合夥人」，值得深思。
中央已明確繼續深入落實「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推動綠色發展、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多邊合作平台建設。在此背景下，香港要成為「超級合夥人」，需要在多邊合作框架中整合優勢資源，同時在全球創新治理中扮演構建規則、輸出能力的樞紐型角色。過去，香港參與創科建設，大都只是憑藉資金和專業服務「入場」，在項目落地後便「離場」；而「超級合夥人」則要求香港全程參與，從規則制定、技術轉化到人才培養、成效評估，每一環節都要深度在場並創造增值。
了解建設難點 發揮自身優勢
現時，愈來愈多共建國家希望搭上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快車」，多國政要認為「在技術轉讓方面，中國是比美國或歐洲國家更樂於合作的夥伴」，中國大模型的開源路徑也讓發展中國家看到低成本擁抱人工智能的可能。同時，「一帶一路」教育政策已被實證顯著提升共建國家的創新水平，教育、人才與科技的耦合協同，為合作築牢了底座。
香港身處「一帶一路」倡議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交匯點，又有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恰逢其會。
香港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合作雖有龐大機遇，但也無疑面臨如下三大挑戰。
其一，外部環境趨於複雜。大國技術競爭加劇，美國以保護主義維繫技術優勢，歐盟以「全球門戶」倡議將1,500億歐元投向非洲並輸出歐洲技術標準，西方輿論還不時操弄所謂「數字威權主義」敘事，為正常科技合作平添政治成本。
其二，共建國家自身的短板。非洲互聯網普及率僅38%，數據中心不足全球總量的1%，非洲僅擁有全球約1%的人工智能人才，非洲人工智能初創企業獲得的風險投資只佔全球的0.03%；中亞五國知識產權制度尚不健全，科研設備跨境審批繁瑣，科技合作明顯滯後於經濟合作；東盟各國科技基礎差異懸殊，政策落實的均衡性、評估回饋機制和多元主體參與均有不足。
其三，香港自身亦有改善空間。作為金融、貿易主導的經濟體，香港在生物醫藥、新材料、高端製造等共建國家迫切需求的領域切入點不足，本地高校的教育、研究布局尚未完全覆蓋這些全球熱點。
築巢引鳳 提升價值
香港未來要進一步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超級合夥人」作用，可考慮在以下五個方面發力。
其一，更好發揮「一帶一路」科創合作的融資中心角色。科技創新是資本密集型事業，而資金恰是非洲、中亞夥伴最稀缺的要素。香港擁有成熟資本市場、多元融資工具和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樞紐，可為共建國家科創項目提供從風投到上市的全鏈條服務。
其二，做國際科研合作與技術轉移的樞紐。特區政府可推動香港的高校，設立「一帶一路」科技創新智庫，針對綠色能源、數字農業、多語言人工智能等領域開展專門研究，構建科技研究的智力樞紐；同時打造「一帶一路」技術轉移與交易中心，集中展示共建國家的技術需求，提供從技術評估到落地實施的全鏈條服務。
其三，做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培養的搖籃。科技合作的深層動力在人才。特區政府可推動香港的高校在STEAM等領域開發面向共建國家需求的本地化課程，把實驗室建在共建國家、把課堂搬到項目現場。
其四，做技術認證、標準對接與知識產權的「轉換器」。 中亞知識產權制度不完善、非洲人工智能評測標準由發達國家主導，都是合作落地的現實障礙。香港實行普通法，知識產權保護與國際接軌，檢驗檢測認證服務享譽全球，可率先倡議統一的「一帶一路」知識產權保護框架，在技術認證、標準互認、知識產權評估交易上發揮作用。
其五，做講好中國科技創新合作故事的傳播者與成效的評估者。香港國際媒體資源豐富、輿論生態多元，可把中國與共建國家的科技創新合作惠及民生的故事講出去、傳開去。同時，建議香港建設「一帶一路科技合作成效評估中心」，動態監測項目運行效果並滾動優化，從而把高峰論壇從兩天的項目洽談會，升級為成果展示窗、規則討論場和全年運轉的評估平台，讓香港的平台價值延伸到會期之外。
香港應把自身所長與國家所需、共建國家所盼精準對接，主動從「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升級為「超級合夥人」，通過更深度的參與和務實的合作，為共建國家提供切實可行的發展方案，同時在「一帶一路」科技合作的推進中實現自身角色的轉型與價值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