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上海篇）/公益坊的前世今生\周立民
忙活了三四年的上海文學館，終於在八月二十七日向讀者開放了，我長舒一口氣。令我倍感欣慰的是，那些在精神成長中給予我恩惠的前輩們從此可以在文學館裏「重聚」了。一個小細節讓我還十分得意，在三層展廳的一頭，我們為施蟄存做了一個「北山樓的四扇窗」小展區，從這裏望下去，就是施先生和朋友們當年活動的公益坊。
沈園非復舊池台，公益坊亦如是，儘管這三個字還掛在四川北路臨街的騎樓上，但它已是復建出來的商業區。資料上說，劉吶鷗、施蟄存等幾位朋友創辦的水沫書店在公益坊十六號，另一家左翼出版機構南強書局在三十八號，辛墾書店也曾一度扎根這裏「虬江路口好茶居，賓至如歸席不虛。學士文人兼畫伯，茗邊一笑定交初。」（《浮生雜詠·五十七》，《沙上的腳跡》）施蟄存追憶的新雅茶室，是「學士文人兼畫伯」「每日下班後常聚之所」，他在這裏結識了曹禮吾、曹聚仁、葉靈鳳、姚蘇鳳、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等人。當年虬江路、武進路一帶，書店、劇院密集，文化氣息十分濃厚。
如今還能找到水沫書店舊址嗎？我只好求助老地圖，一看更是暈頭轉向，大概除了當年的潁川寄廬仍在原來的位置，其他的街巷，我都對不上。我向來過這裏的老土地請教，他們說四川北路臨街房子還是老樣子，武進路口原來被一排商業建築環抱，這個街角和臨近武進路一排房子，在二○○六年造地鐵時拆除了。不到十年後，公益坊的整體動遷開始，多麼精確的老地圖都無法捕捉瞬息萬變的現實圖景。
同濟大學的湯惟杰教授告訴我，二○一五年《城市中國》雜誌曾做過公益坊的專題，並把當年的採訪者袁菁女士介紹給我。《城市中國》第七十一期主題是「老城復興：社區活力的基因追尋」，我在網上找到了當年的文章，我還讀過一位在這裏長大的盧先生公眾號上的文字。感謝這些城市記憶的守護者，讓我對公益坊有了施蟄存文章之外、城市地圖上也從來不會有的肌膚之感。我彷彿造訪了這裏的藥店、理髮店、書店，弄明白了附近小學的位置，重溫這裏老住戶幾代人的故事，甚至弄堂口有一扇鐵門的事情都在他們記憶裏，讓我多少領略當年北四川路電影院、咖啡館、書店遍布的風采。
動遷時，人們還談到跟公益坊有關的另一位文人樓適夷的故事，樓適夷在《話雨錄》中寫過：一九三二年秋天，他借住在已經停業的水沫書店樓上，有一天馮雪峰通知他，魯迅要會見一位紅軍將領，組織上請他負責將這位將領帶到魯迅家。他們約定在已停業的水沫書店樓上碰面，再去魯迅家。按照組織紀律，他不便問來者名字，多年後，樓適夷才知道，此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陳賡。（《魯迅二次見陳賡》，《話雨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在《送別江豐》一文，樓適夷還談到他與美術家江豐同住於此的經歷，一九三一年，馮雪峰介紹他住到公益坊：
他介紹我到書店後面一條弄堂公益坊十六號的樓上去住，這十六號原是水沫書店原址，書店已經關門，只留下一個存書和紙型的倉庫，有一對熟人夫婦在看守。我搬去時，江豐已住在那裏，於是我們成了前後樓的貼鄰。（《話雨錄》）
「左聯五烈士」遇害後，「左聯」創辦機關刊物《前哨》，第一期便是紀念死難者專號。這樣的雜誌沒有大印刷所敢印，他們找了一個小印刷所，江豐和樓適夷被組織派到印刷所，幾乎一夜未眠，「天朦朦亮，刊物都印好了，工友送我們出門，叫了兩輛黃包車，搬上印好的成品，浩浩蕩蕩，通過幾條大馬路，和無數道巡捕的崗位，回到公益坊的宿舍。我們兩人的床下，便成為刊物的倉庫。一夜未眠，天一亮，就來了許多幫忙的朋友，很快地裝折成冊，蓋上報頭，貼上照片。《前哨》創刊號便出版了。這是我和江豐合作的最初的戰鬥友誼。」公益坊裏的水沫書店結束了，想不到它又成為僅出版了一期的《前哨》誕生地。
八十多年後，公益坊面臨拆遷，居民們又想起這個紅色故事，然而，它並沒有保住公益坊，滄海桑田，往事也只能隨風而去。那時，我已生活在上海，然而終究與公益坊擦肩而過。大約我還不曾領悟到，現代性體驗的核心是：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更何況，石庫門老房子並不堅固。
在時間的洪流中，回不到過去，我們別無選擇，唯有接受現實。我思考的是在城市更新中如何安置它的舊跡和記憶，日新月異與文脈賡續如何找到平衡。很顯然，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個事情，人們還是應該有共識的：歷史原物跟復刻品不是一回事，價值也不同。城市改造中，老建築、老街區的原真性特別重要，不然，像書畫的贋品一樣。在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上，我並非原教旨主義者，我倒是希望很多老建築多活化利用，老街區不能為保護而圈禁，最有活力還是要有人間煙火氣。這方面，各地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的案例，上海似乎又迎來新一波城市更新的熱潮，在我們有限的歷史資源中，我們一定要像對待眼珠子一樣去愛護它們。我也讀過公益坊老住戶對這裏當年熱鬧生活場面的懷念，城市發展如滔滔巨浪不可阻擋，然而，一座城市迅猛發展的同時，又得能容下人們的這些記憶，它才是真正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