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漫談/加強政策統籌 有效促進消費\羅志恒
近年來消費疲軟問題引發各界關注，部分一線城市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一度出現負增長。今年上半年，廣州社零增速高於全國，但北京出現負增長，兩者增速相差5.1個百分點。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一線城市消費總體承壓、冷熱不均的狀態？一線城市消費的真相是什麼？對促消費政策有什麼啟示？本文主要回答上述問題。
總體上看，2026年上半年一線城市社零增速總體偏低、明顯分化。其中，廣州社零同比增長2.9%、深圳增長1.2%、上海增長0.7%，北京則同比下降2.2%。從走勢看，北京社零同比增速自2025年以來持續處於負增長區間，2026年初降幅一度收窄，但隨後再度走弱。相比之下，廣州、深圳在上年同期較高基數下仍保持正增長，且近期增速有所回升。
不過，北上廣深之間並不存在一個適用於所有商品的城市「強弱排序」，同一城市內部不同品類、同一品類在不同城市之間都存在明顯分化。如果僅從居民總體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出發，很難充分解釋城市間的這些差異。因此，要理解一線城市消費為何冷熱不均，不能停留在社零總體增速的比較，還需要進一步拆解三重影響機制。
完善區域消費監測框架
首先是統計歸屬。社零總額是從銷售端進行統計，反映經營單位實現的商品零售額和餐飲收入，而非按照最終消費者所在地歸集。對於電商、直營網銷等跨區域銷售較為普遍的業態或商品，一個地區的經營主體可以面向全國消費者銷售，因此經營單位所在地與最終消費者所在地並不完全一致。企業經營模式發生變化，或者經營主體和銷售業務在地區間進行調整，即使終端消費需求不變，也可能改變相關零售額在不同地區之間的統計分布。
對全國而言，只要相關銷售仍在國內實現，銷售活動在地區之間重新布局通常不會改變全國社零總量；但對具體城市而言，卻可能改變當地統計到的零售額。對於品牌集中度較高、直營網銷和網絡銷售佔比較高的商品，這一影響尤其明顯。因此，分析北上廣深社零分化時，需要將終端消費需求變化與銷售活動統計歸屬變化區分開來，這一點在通訊器材和金銀珠寶等品類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其次是政策差異。家電和汽車具有單次消費金額較大、消費頻率較低、購買時點可以延後等特點，對補貼、牌照等政策變化較為敏感。2026年上半年兩類商品在一線城市之間的分化，反映出地方補貼範圍、實施節奏和使用方式，以及汽車牌照等制度約束對需求釋放的影響。
以汽車銷售為例，2026年上半年，北京、上海汽車類零售額同比分別下降17.2%和11.7%，廣州則增長8.2%。當中，北京新能源汽車仍增長5.2%，但傳統燃油車拖累明顯；廣州新能源汽車增長29.2%，帶動汽車類整體增長。上述差異與各地購車資格和促消費政策安排密切相關。
北京對新增購車繼續實行小客車指標配置管理，2026年普通小客車指標仍為2萬個；常規新能源小客車指標仍為8萬個，另行增發的新能源指標由2025年的6萬個增加至8萬個。但指標擴容後，供需矛盾仍較突出：截至2026年3月8日，北京經審核的新能源小客車有效申請中，家庭申請32.68萬個、個人申請56.69萬個，而5月配置的家庭和個人指標分別為11.92萬個和3.48萬個，申請規模分別為指標供給的2.7倍和16.3倍。
廣州則進一步增加了購車指標供給。2026年，在每年8萬個常規「普通車」增量指標基礎上，再增加12萬個指標並全部用於搖號；節能車和新能源汽車指標不設年度額度限制，可以直接申領。總體來看，廣州普通車指標供給增加，同時保持節能車和新能源汽車指標直接申領，為新增購車需求釋放提供了更大空間。
再次是供需適配。服裝、化妝品和餐飲與家電、汽車不同，這些領域受行政性購買約束較少，消費頻次更高，產品和業態變化也更快。因此，城市之間的差異更多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當地核心消費人群及其需求變化，二是現有產業、品牌、商業和服務供給能否及時適應這些變化。
那麼，這對促消費政策有什麼啟示？其一，進一步完善區域消費監測框架，減少統計歸屬變化對地區消費判斷的干擾，並增強對終端消費需求的識別能力。
加強對重點企業和重點行業經營變動的監測。對跨區域經營較多、線上銷售佔比較高、頭部企業影響較大的領域，跟蹤經營主體、銷售主體、結算主體及經營模式變化，建立重點企業經營變動與地區消費數據聯動監測機制，及時識別企業遷移、業務重組、直營網銷和加盟模式調整等對地區零售額的影響，避免將統計歸屬變化簡單視為消費需求變化。
拓展消費需求地視角的補充監測。可結合電商訂單收貨地、支付結算、物流配送等數據，更好識別商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流向，在經營單位所在地統計之外補充消費需求地視角，逐步形成「經營單位所在地統計+消費需求地監測」相互補充的區域消費監測體系。
完善區域消費綜合評價體系。降低對單一社零增速指標的依賴，結合居民消費支出、服務消費、重點行業交易、客流等指標交叉驗證，並區分統計歸屬變化、政策帶動和真實需求變化，提高對地區消費形勢和政策效果的判斷準確性。
其二，根據不同地區的消費結構、市場成熟度和實際約束優化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支持範圍、政策組合及實施方式與真實需求的匹配程度。
增強地方政策調整的靈活性。在國家政策框架保持相對穩定的基礎上，為地方根據本地消費結構、產品迭代和需求變化調整支持範圍和實施方式留出空間，並建立政策動態評估和適時調整機制。對於更新較快、需求變化較明顯的領域，可根據市場銷售、產品迭代和居民消費變化及時調整支持目錄和實施安排，減少政策供給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錯位。
加強促消費政策與相關管理政策的統籌。對於受到准入條件、指標配置等制度約束的消費領域，單一價格補貼的作用可能有限，應將需求支持與相關管理政策統籌考慮。在汽車消費領域，可根據不同城市交通承載能力、車輛保有量和新增需求情況，協調報廢更新、置換更新、直接購新及牌照指標等政策，使購車資格管理與購車補貼政策形成配合。
提升政策使用環節的便利度。優化資格申領、審核、核銷和資金使用流程，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減少政策使用環節的不確定性，更多採用便捷、直接的政策實施方式。增強政策連續性和可預期性，合理安排資金投放節奏，更好協調政策實施節奏與消費需求，減少需求延後或過度前置。
提高供需匹配效率
其三，更加重視供給端對需求變化的響應，通過產業、品牌、商業和服務供給調整，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培育更具持續性的消費增量。
推動產業和商貿優勢向品牌和終端市場延伸。支持具有製造、研發和商貿基礎的城市打通生產、品牌、渠道和終端零售環節，加強研發設計、自主品牌、新品推廣和直營網銷能力建設，推動產業鏈更多向品牌運營和終端市場延伸，使產業創新和商貿資源更有效轉化為消費增量。
根據消費人群和需求變化優化商品與商業供給。加強對人口結構、收入水平、消費偏好和生活方式變化的跟蹤，引導企業和商業載體及時調整商品組合、品牌結構和服務內容。對需求相對成熟的領域，更多依靠細分供給、體驗提升和業態更新挖掘增量；對需求變化較快的領域，提高新品、新品牌和新業態的響應速度，減少同質化擴張。
推動服務供給和消費場景持續創新。順應消費更加日常化、便利化和體驗化的趨勢，推動傳統服務業態調整產品、價格和經營模式，加快數字化經營和線上線下融合，發展更加靈活、多樣的服務供給。同時加強商業與文旅、會展、體育、演藝等資源聯動，通過跨業態融合拓展消費場景，提高客流向實際消費的轉化效率，並增強不同消費場景之間的聯動和持續運營能力。
（作者為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