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債超發危機重重 做好措施應對風險
梁海明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美國聯邦債務總額突破40萬億美元，帶來的財政風險與金融隱患愈演愈烈，尤其在科技巨頭以大規模資本開支改變金融生態的背景下，美債的穩定性正面臨深刻衝擊。為應對債務困局，特朗普政府或將採取強制債務置換、加徵關稅、推進債務貨幣化等「自救」措施，但由於債務結構性失衡和財政赤字問題長期未解，這些策略恐難止步於表面修補，並可能為內地與香港帶來多重外溢風險與深遠影響。
造成美債失控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財政失衡與人口老齡化。美國社會保障和醫療開支快速攀升，大量高齡人口退出勞動力市場，福利項目支出僵化，使聯邦財政長期失衡。
第二方面則是債務貨幣化與利息支出飆升。美國政府通過新債償還舊債、量化寬鬆等方式維持流動性，但利息支出的激增使債務依賴性加劇。從2026年起，美債利息支出已超過國防預算，未來或佔GDP的4%以上。
全球經濟面臨更高不確定性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來美國科技巨頭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中心和雲計算領域投入巨額資本，資金大規模流向高資本性支出。這些企業為支持擴張，通過股權回購與發行高評級公司債等方式放大槓桿，吸引了資本流向自身。然而這種資金流動模式削弱了貨幣市場流動性儲備，同時分流了機構投資者對其他低風險資產（如美債）的配置，使傳統金融市場的資金分配格局發生重大改變，直接影響美債需求端的穩定性。
科技巨頭資本吸附效應顯著衝擊了美債市場的穩定性。一方面，資金從低風險資產流向高風險領域，加劇回購市場的不透明性與波動性；另一方面，高評級公司債的發行形成對國債的「替代效應」，削弱了美債在投資組合中的吸引力。尤其在利率上升階段，這種「擠出效應」更加突出，進一步降低美債市場的需求動力，削弱其避險資產地位，加大市場波動風險，並對美國債務穩定性造成反向衝擊。
美債突破40萬億美元更對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體系產生了深遠的衝擊。首先，美債規模飆升與利息支出居高不下，使美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受到嚴重質疑，同時削弱了全球對美債作為「安全資產」的信心；其次，大量資本持續被從其他領域抽離並集中於美國科技巨頭的擴張與高槓桿融資，將進一步加劇國債市場的波動風險；最後，在高財政供給和利率上行的雙重壓力下，全球投資者對美債的需求逐步萎縮，可能引發一系列外溢效應，包括美元信用危機和資本市場震盪。這些深層次風險，使全球經濟面臨更高不確定性。
美「自救」措施或起副作用
面對前所未有的債務困局，預計特朗普政府或將通過以下六個措施嘗試「自救」。
其一，強制債務置換。以零息超長債券方式強制調整短期美債為100年期零息債券，延緩還本付息壓力。債權人可用這些債券通過美聯儲換取部分流動性，但強制置換方式可能削弱投資者信任，或引發更廣泛的市場拋售潮。
其二，美元貶值與資產重估。通過調整匯率政策主動引導美元貶值，提升美國出口競爭力，同時推動黃金等戰略儲備資產重估，設立主權財富基金。這一舉措短期內或為聯邦政府創造大量賬面收入，但市場對美元信用穩定性將失去信心。
其三，高額關稅及財政節支。特朗普政府可能進一步加徵高關稅以壓縮貿易夥伴順差，同時在國內大幅削減諸如社會保障、醫保等非國防支出。這或將對美國債務減緩起到一定效果，但高關稅和財政緊縮政策本質上會壓縮外部需求和民間消費，最終抑制美國經濟增長。
其四，推進債務貨幣化。重新啟用量化寬鬆（QE）等手段，授權美聯儲購買國債並增加貨幣發行量以稀釋債務實際價值。這將進一步強化美債與美元霸權對全球經濟的溢出效應，但也會加速引發全球「去美元化」趨勢並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水平。
其五，債務上限修改或取消。通過法案取消債務上限限制，允許無限制債務滾動。但這種措施僅是技術性緩解債務壓力，無助於解決債務結構失衡的根本問題，甚至會進一步累積市場對美債不可持續性的擔憂。
其六，加強對科技巨頭的資本調控。針對近年來科技巨頭資本開支行為改變金融生態、削弱美債市場穩定性的趨勢，特朗普政府可能採取措施加強對科技巨頭的資本調控。然而，這類政策可能面臨企業反彈與市場失靈的雙重挑戰，不確定性較高。
雖然美國可能採取自救措施，然而美國的債務結構性失衡和財政赤字擴大化已成長期難題，缺乏實質性的政策改善。在這一背景下，對內地和香港而言，預計將造成至少四大影響。
其一，外匯儲備與金融穩定壓力。隨着美債收益率上行和波動性增強，全球投資者可能大規模拋售美債，這將直接衝擊中國持有的6,000多億美元美債資產。外匯市場因此受到衝擊，可能在短期內加大人民幣貶值壓力。
其二，貿易及供應鏈風險。美國高額關稅及出口限制政策將明顯阻礙中國出口增長。中美雙邊產業鏈脫鈎的風險進一步加劇，部分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小企業可能面臨艱難局面。
其三，資本外流與跨境資金震盪。如果美國實施債務貨幣化或推動美元貶值，資本可能迅速回流美國，侵蝕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金供應，導致地區經濟震盪。同時，也可能導致中國資本外流現象加劇。
投資實體創科 賦能香港抗風險
其四，香港的離岸樞紐作用承壓。美債波動及美元壓力，對香港離岸金融中心帶來多重挑戰。美元信用不穩及利率波動削弱離岸美元市場吸引力，增加匯率風險。同時，美元資金回流和避險情緒加劇可能衝擊國際資本流動，壓縮香港流動性。在中美關係緊張和科技脫鈎背景下，香港連接全球與內地市場的中介角色或被削弱，增加不確定性。港元聯繫匯率制度面臨壓力，需以加息或動用外匯儲備維持穩定，增加經濟負擔。此外，美元回流或導致港股及房市資金外流，增加資產下行風險。作為國際市場與內地經濟的連接點，香港對美債波動的敏感性可能加大負面傳導效應，影響內地企業跨境融資能力。
美債的持續膨脹，給世人最深的警示在於資本配置的本末關係：猶如把買大米的錢用在買薯片上，即薯片當然好吃，但大米更被需要。美債和政府運轉、社保、國防是「大米」，AI算力和數據中心是「薯片」。這對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的香港而言，發展北部都會區和實體經濟融資是「大米」，追逐高收益的科技金融熱潮若不加節制，也可能變成擠佔「大米」的「薯片」。未來特區政府應考慮引導離岸資本服務北部都會區長周期實體項目，防止金融資源過度集中於高收益科技金融資產，避免重蹈美國「資本錯配」的覆轍，同時可打造高韌性區域金融生態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