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醫學界遭認知污染
二戰後的日本，歷史的留白與刻意沉默，造成代際記憶斷層，青年群體對本國戰時罪行的認知缺失尤為嚴重。2010年，日本民間團體「十五年戰爭與日本醫學醫療研究會」針對東京醫學院校師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僅17%受訪者明確知曉731部隊罪行，21%略有耳聞，62%完全不知情；相較之下，95%以上的受訪者對納粹奧斯威辛大屠殺有清晰認知。這一對比凸顯，日本青年醫者對本國細菌戰罪行的認知度遠低於對歐洲納粹罪行的理解。
731成員戰後廣泛進入醫學界
楊彥君指出，專業群體的歷史無知是最大的安全隱患。東京範圍內醫學院師生屬於全國高知群體，尚且對本國731部隊歷史認知匱乏，其他地區民眾的盲區只會更嚴重。「沒有歷史認知，就沒有倫理敬畏；沒有罪責清算，就沒有制度約束。」他強調，日本醫學界至今未建立針對生物研究、人體試驗的警示教育機制，戰時「國家利益凌駕生命倫理」的畸形邏輯從未被徹底批判。
二戰後，美國包庇731部隊全體人員，使其逃脫審判。這批戰犯不僅未被清算，反而全面進入日本高校、科研機構、醫藥行業與衞生行政部門，憑藉戰時非法實驗數據構建起戰後醫學體系的根基。據楊彥君統計，至少9名原部隊成員出任醫科大學校長，14人擔任醫學部長或研究所所長，8人出任全國頂級醫學學會會長，近百人進入頂尖高校任教，甚至創辦醫院與醫藥企業，從學術、產業到行政多維度掌控日本醫療體系。典型案例包括「綠十字株式會社」復用戰時血清實驗數據，並在朝鮮戰爭中向美軍供應血漿牟利。該企業後因血液製品事故造成大規模艾滋病感染，引發全國訴訟，根源正是細菌戰人體實驗的畸形研發邏輯。
1989年東京出版的雜誌《Days Japan》第六期題目為《黑色血液和白色基因》的文章登載了數十名科技人員、日本著名防疫藥品研究所9位前任所長的照片。這些人與731部隊的關係暴露無遺，731部隊軍醫大佐內藤良一創立了綠十字公司，731部隊第二任部隊長北野政次為綠十字公司最高顧問、東京分社社長，731部隊結核課課長二木秀雄為綠十字公司創立者之一、股東，9420部隊的大田黑豬一郎是綠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長。
戰後，除綠十字公司以外，武田製藥公司、早川醫藥公司和S.J等日本大型正規製藥公司，都僱傭了731部隊成員，並將他們放在關鍵性的崗位上；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金澤大學、昭和藥科大學和名古屋市立大學裏都有731部隊的成員，擔任着校領導或學科帶頭人；在政界，731部隊氣性壞疽、炭疽班班長植村肇是文部省教科書主任調查官。
京都大學曾向20名731軍醫、技師授予博士學位，多篇論文核心數據來自人體實驗。2018年日本學者組建了「要求京大檢證滿洲第731部隊軍醫將校學位授予協會」，要求校方重審學位，但卻獲回應稱「無必要」而擱置至今，直至協會於今年5月解散亦無回應。
日當局拒不反思 為戰爭罪行張目
二戰結束70周年時，日本九州大學醫學部曾公開展示戰時活體解剖美軍飛行員的罪證資料，成為少見的反思舉措。然而此舉並未引發日本醫學界或官方的系統性整改，政府始終維持「不接觸、不理會、不回應」的立場，刻意割裂當代醫學體系與戰時犯罪的緊密關聯。
楊彥君接受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採訪時斥，吉村壽人等戰犯依靠屠殺得來的成果收穫名利，卻在媒體採訪中推諉責任，形成統一的避責模板。他們一邊享受學術榮譽，一邊將罪責推給時代、下屬或軍國主義日本，完全漠視受害者生命。更有甚者，這些未被審判的戰犯通過精魂會、房友會等聯誼組織抱團，持續封鎖真相，甚至鼓吹以服役為榮。
楊彥君強調：「德國戰後全面清算納粹醫學犯罪，但在日本細菌戰主要成員的認知中，受害者只是醫學進步的『工具』，徹底拋棄生命平等與醫者仁心的底線。」他並指出，戰後日本因美國的交易包庇，任由731主要成員統治醫學界數十年，帶血的科研傳承至今未被斬斷，留下難以消解的倫理與安全隱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