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對話羅新上篇 歷史學家的批判、懷疑與微觀書寫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不知何故，63歲的北大歷史學家羅新教授，在香港或關注不多——他的代表作品一直未出香港版；在兩地學術交往早已極其緊密的今天，羅新亦只曾受邀來港一次。八年多前，他以「遊牧民族如何參與中國歷史之創造」為題，在浸會大學做了公開演講。
羅新教授的香港際遇，當然不能稱為「才人不遇」，事實上在內地，羅新可能已是歷史學家王笛之外，最受關注的史學家之一。這種兩地間影響力的不對稱，有文化關注點的差異原因，或許亦跟羅新教授的研究領域過於細分和小眾有關。
羅新所從事的中古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最早由陳寅恪先生開創，再由前輩學者唐長孺、周一良、田餘慶等發揚光大，在學界向有公認的進入難度。首先是中古時期的史料缺乏：由於傳世文獻不足，中古史研究高度依賴考古發掘、簡牘、敦煌吐魯番文書、金石碑刻等出土文獻。按陳寅恪的說法：「中古史之難，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確證，但有時足以反證，往往不能確斷。」同時，研究者還要面臨複雜疆域與多語言文字的挑戰：涉及多民族、多政體交融（如五胡入華），要具備外語文獻解讀（如突厥文、粟特文、拉丁文）的能力。如上種種，對學者的考據功力、語言、理論素養，均有極高要求。
不過，就在如此曲高和寡的學術境遇下，作為中古史學界的學者，羅新教授獲得了超出學術界的影響力：他聚焦北方民族史、西域史及古代官僚制度研究，注重墓誌、簡牘等出土文獻考釋，主持整理《吳簡研究》，出版合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寫出大量論文，有專著十部，代表作有《內亞淵源》、《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和《王化與山險》；亦著有行走文學作品《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學術隨筆《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像力》、歷史非虛構作品《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等。特別是後三本，為他帶來了諸多聲譽。
《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是羅新獲得史學界之外關注的開始。這本書記錄其2016年夏天從北京（大都）健德門到內蒙古元上都的450公里徒步之旅，描述作者沿元代輦路、從北京一路走到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的所見所聞所感，融合學術性的歷史隨想與感性的旅行見聞，文筆流暢，真實生動，有一種此前少有的學術隨筆與行走文學兼具的獨特氣質。
2022年出版的歷史非虛構作品《漫長的餘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更為羅新贏得了超出史學界的更多讚譽。此書以南朝中級官員之女王鍾兒的一生遭遇為線索，描述其因戰爭而家破人亡，30歲被擄為北魏宮女，從此在北魏宮廷生活56年、經歷四代王朝變遷的漫長人生故事。其後半生因當時的「子貴母死」制度，意外以宮女和尼姑的身份先後撫育了兩代皇帝，由此以一個卑微的旁觀者視角，見證了北魏王朝從獻文帝至孝明帝時期的權力更迭。羅新教授以宏闊的史學知識、豐富的細節呈現、「大膽設想、小心求證」的想像力和理性推演，揭示出統治集團內部成員、朝臣、后妃等不同群體在權力系統中的生存策略，折射南北朝歷史背景下，個體生命與權力和時代變遷的無奈互動關係。該書於2023年獲第十八屆文津圖書獎，是全國當年獲獎的八部社科類圖書之一。
這部於2020年始的三年疫情期間完成的作品，其實已在羅新心中醞釀了很多年：還在北大歷史系讀博期間，羅新讀到這則早年出土的774字王鍾兒墓碑資料，由此埋下思考其個人悲劇遭遇的種子；2012年羅新在美國訪學一年，曾考慮開寫又因故放下；直至北京疫情期間，羅新為普通人被時代所左右、無法自安的命運感所觸動激盪，終於寫出本書。這本從普通人視角、而非帝王將相的政治權力爭鬥史角度、重新闡釋歷史的著作，與歷史學家王笛的著作《茶館》、《袍哥》等一起，均被視為上世紀70年代從西方史學界崛起的微觀史學及書寫實踐、影響到中國並落地生根的本土範本。
時人還常將《漫長的餘生》與美國漢學家史景遷1970年代的中國史微觀研究名作《王氏之死》並提。史景遷以當時十分新穎的史學理念，開闊的學術視野，借助地方社會史資料，包括縣志、時人回憶作品包括作家蒲松齡的小說，講述17世紀山東郯城一名普通農婦的人生遭遇，勾勒出當時中國北方、特別是魯西南一帶的普遍社會生態。某種程度上，兩書確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為歷史上未見經傳的普通女性正名，《王氏之死》是中國微觀史的開創之作，《漫長的餘生》則涉及更宏闊的時代背景，有更複雜的政治史和社會史呈現，對政治權力影響下個人命運的思考也更深刻和沉重。最可貴的是，以王鍾兒這樣一位小人物為學術書寫的主角，充分體現了修史者史學觀念的巨大轉變，以帝王將相、權力爭鬥為中心的舊英雄史觀不再被尊崇，普通人同樣也是見證歷史、參與歷史的重要角色，羅新以這本書做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本土研究書寫示範。
羅新2019年於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學術隨筆集《有所不為的反叛者》，則匯集了他多年「與專業反思有關」的系列思考文章，副標題為「批判、懷疑與想像力」，闡明了他的核心關切所在。如《一切史料都是史學》《走出民族主義史學》《世上本無黃種人》《匈奴：故事還是歷史》《從於都斤山到伊斯坦布爾：突厥記憶的遺失與重建》《華夏文明西部邊界的波動》《中華帝國體制的內外輕重》等一系列文章，僅從標題中，已凝練表達羅新對傳統的歷史、歷史學、歷史學家作用的反思。他以在大眾媒體上寫學術隨筆的方式，質疑傳統的歷史敘事，示範了一種重新看待和解釋歷史的新態度和新視角。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第一本專著《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與葉煒合著，2005年出版），就是對墓誌的研究。為何在近20年後，您還是念茲在茲，終於以王鍾兒為主人公寫出了一個和傳統學術書寫非常不同的非虛構寫作文本《漫長的餘生》。一篇短短只有幾百字的墓誌，何以觸動了您的寫作？
羅新：我的想法是，做什麼都應該有一種原創性，在形式上、具體內容上，這是我追求的。到我開始寫作時，我是想每寫一個題材，都能開創一個小小的潮流，可以供別人沿着這個路繼續走。我希望寫一個人，一個真實的人，但是用這個人反映一個時代，哪怕不是很大的時代，小時代也行。寫《從大都到上都》也有這個追求，就是通過自己的旅行，讓將來願意寫旅行文學的人覺得，好像這是可行的，可以走這個路。中文世界過去沒這樣的原創作品，國外有。
其二，王鍾兒的墓誌不是新出墓誌，那本書題目中的「新出」墓誌，指的是1980年代以後出土的，而王鍾兒的墓誌其實是1920年代就出土了。在書的後記裏我也說了這個，從學術內部的學科價值來看，應該說它不是一個很重要的題目，帶有一點點講故事的味道，我十幾年以前就在想這個題目，覺得值得寫，但最初只想着在做更大的研究時把它當做一個材料使用，沒想把王鍾兒本人作為一個故事來講。2014至2015年我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訪問，想過利用這一年時間寫成一本小書，後來忙別的事就放下了。2020年（疫情開始）不能去學校，封控了幾個月，比較閒，就開始寫，後來上課就放下了。到2021年春天又有一點時間，我又寫了幾個月。到2022年又用了兩個月，所以前後用了三年的各兩個月，差不多半年時間寫完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這本書有扎實的學術功底和流暢的敘事，在讀者中廣受好評，但不知道您的歷史學界同行是怎麼看的，或者您自己怎麼看？是50多歲終於寫出了一部讓自己釋懷的作品，還是說仍然有遺憾，沒達到您的學術預期，比如還沒寫出像您的老師田餘慶先生《東晉門閥政治》那樣在史學界內外都受到推重的專著？
羅新：沒人跟我講這個事。通常評價一本學術著作的標準，主要是看它和以往的學者在理論上做了什麼樣的對話。我這本書沒有理論對話，沒有和以前的學者或學術界有共同關注的問題，這一點有點像史景遷的《王氏之死》，它也沒有對話。所以從喜歡《王氏之死》那種寫法的人的眼光來看，會覺得這個挺有特色的；但從學術界同行的角度來說，這本書跟他沒關係，所以大概看不看都無所謂的。
田餘慶先生寫出《東晉門閥政治》是一個比較例外的情況。用我師兄、也是同事陳蘇鎮老師的話來說，《東晉門閥政治》是一個示範之作，他用這個作品來給大家示範：研究可以這麼來做。這個評價比較到位。田先生的真實能力比這個還要強，但是他寫這本書時已經超過60歲了。他1979年開始寫，真正到了1984年開始全力寫，所以體力準備，資料、文字處理，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像我們現在。那時他的身體也不是很好，他到晚年明顯就是受體力限制，大腦的活躍度還是極高的，完全可能做出更好的研究。即使是這樣，《東晉門閥政治》也成為了一個特例，在中國近50年的史學作品裏，大概沒有如此奇怪的暢銷書——其實學術性很強，但變成了一個網紅著作，那麼多人愛讀，這個是我們不敢想像的。學術水平那麼高，又寫得大眾愛讀，這也是難得的事情。
至於將來有沒可能寫出像田先生《東晉門閥政治》那麼好的書，我希望能，但我目前沒有做到。我寫這本《漫長的餘生》時沒那麼高的自我要求，老師已經不在了，他要在的話也應該能夠理解，就是這個題目大概也只能寫成這個樣子。但我的確也有稍微高一點的追求，我想在學術上能夠跟前輩有某種理論意義上的對話，不只是用的材料、方法比較特別，在理論關注的問題上，也能有一些跟學術界的對話，不只是和中國的學術界同行，而是所有的歷史學家，古今中外的。這個追求我是有的，現在還沒有做到，希望我在失去工作能力之前能夠做到。
香港文匯報記者：寫這本書當然是經歷了長時期的知識積累和深入思考，您最終寫出來，是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您提到了史景遷的《王氏之死》，還有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既然寫書已經不關心學術界同行看或者不看了，為什麼還要用這樣的方式書寫？是什麼經歷和機緣，對您的寫作觀、史學觀有創造性啟發？
羅新：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本科不是學歷史學的，上的是中文系，讀本科時上俄蘇文學史的課，讀得比較早的一本書，是普希金的小說，非常薄，叫《上尉的女兒》，我特別喜歡。因為《上尉的女兒》那種寫法不是傳統中國文學中的寫法。普希金要寫普加喬夫農民起義，這是中學歷史課裏都講的一個事件，為了寫這個，他虛構了一個人物，就是上尉的這個家庭。上尉已經不在了，但家人還在，女兒和家人落到了普加喬夫農民起義軍手裏。就通過這樣一個虛構的女性，一個年輕姑娘的眼睛，看到普加喬夫的農民起義軍隊內部的種種情況，由此去理解為什麼他們要走上如此決絕的道路。他寫的是歷史，但他用了一個虛構的人物去見證這個歷史、理解這個歷史，這等於給作者一個敘述的角度，一個觀察的窗口。我那個時候就想：天吶，這個寫法太好了，我將來一定要寫一本這樣的書。這是當年，我後來沒有文學夢了。我在武漢工作過幾年，後來又回到北大讀歷史系的研究生，等我後來做專業工作的時候，當然就再也不想這件事情了，而且我要寫也不能再有任何虛構的人物，首先我沒這個能力，其次我也不能去虛構。
後來我讀到了《王氏之死》，是1997年在美國舊書店裏買的一個薄薄的小本子，可能就一美元，買了後在飛機上開始看，哎呀，這樣寫太有意思了。書裏他用了各種各樣的材料，地方志、官書，甚至小說、傳奇，什麼都用，把一個幾乎不存在的人物裝進了歷史，而且把她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都描述出來，讓你即使不理解她的死，但卻知道她的死是真實的，這樣的人是值得關注的。但這樣的人從來不在中國史學家的觀察範圍內，這樣的人也不能進入中國的歷史。我們知道什麼人能進歷史，什麼人不能進歷史；什麼樣的情感能進歷史，什麼樣的情感不能進歷史；誰的痛苦能被寫入歷史，誰的痛苦不會被寫入歷史。這在我們的歷史裏好像就不是一個問題，但現在你會突然覺得這都是問題了。我把這稱為哥白尼時刻，顛覆了你對自己所從事這門學科的很多認識。這對我打擊比較大，但因為隨後的幾年時間，我在民族史研究工作中做得比較順利，我找到了一個新路徑，用了將近10年時間，不寫任何別的文章，只做名號研究。那段時間我是拋棄一切雜念做那個事。但到了一定年齡，做了一段時間，還是會回過頭來反思：我做的東西有沒有價值？對學科整體有沒有價值？對我自己最想追求的東西，距離到底有多遠？我們每個人至少在青春時代，對自己還是有點期待的，現在的你離你的期待有多遠？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2010年前後，我就開始在一些會議上講，說歷史學家不只是要從事自己很窄小、專門的工作，還是要從事一些更有普遍意義的工作，對時代負責任，對自己也負責任。比如我們應該關心歷史上的不平等，應該關心人的價值問題，邊緣人——被迫害、被壓迫、被侮辱的人的問題。後來有人就跟我說：你說這些空話，你自己寫寫試試看，你就知道那些做不到，那都是說出來作為姿態的；你就是受了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的影響，就會擺姿態。我想我內心深處還真沒想過要去擺這些姿態，這只是我自己的學術發展、情感發展、思想發展的自然過程。所以有一段時間我就沒有再寫（專業文章），一直做比較普遍性史學反思的一些文章，就是那本《有所不為的反叛者》。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工作者，如果只是說這些帶有一點理論性的、我們稱之為「空話」的話，就是司馬遷說過的，最怕的就是「空言無所託」，說空話有什麼用啊！歷史學就是要用實際的歷史寫作，落實到具體的歷史裏邊，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歷史問題，要落實到這上面。我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在外邊說閒話的人，還是應該落實在某個東西上面，所以從那以後，我的確確定了幾個我當時手上工作能夠涉及的題目。
相對來說，王鍾兒的寫作是比較簡單的，線索簡單、材料簡單，對我來說容易把握，我就把這個先寫出來。這裏面也包含了我對普希金《上尉的女兒》的憧憬、敬愛，我用了那個寫作方法，但沒用一個虛構的人，而是用了一個真實的人，她經歷了那個大時代。我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寫王鍾兒的人生，事實上她的人生也沒更多的材料，但我想把那個時代描述出來，就像用《上尉的女兒》的視角去看普加喬夫農民起義這個大事件。我是用王鍾兒的身世去看，從北魏孝文帝、更早一些到文成帝，或者更晚一些到孝明帝，五六十年時間的歷史大變化。同時又能夠表達我對邊緣人物、普通人物的關注，就像《王氏之死》那樣，這個寫作比較好地把我的早期理想實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