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宇宙 德在人心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傳承在人 淺談「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
●作者：李耀輝（義覺）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於2006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年獲香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2025年，有幸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榮銜。親友同道紛紛道賀，我心中卻多了幾分反思：這個名銜，究竟意味着什麼？申報之時忙於園務，未及深想；及至榮銜加身，方能放慢腳步，回望整個傳承制度，也希望借此思量非物質文化遺產（下稱「非遺」）的傳承之路。
說到非遺，必須由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下稱《公約》）談起。《公約》出台後，扭轉了學界長久以來以「物」為主的保育觀，使「文化遺產」不僅限於古蹟器物，而是延伸至技藝、禮俗、知識體系等「無形」的文化形態，拓寬了保育的新範疇。若以人作喻，物質文化如軀殼，可以陳列於展櫃；非物質文化則似靈魂，只能在生命之中滋養。
非遺文化與傳承人
為保護中華五千年來孕育的非遺文化，我國於2004年正式加入《公約》，成為全球第六個締約國。其後更於2006年公布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確立項目清單；翌年再公布首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使保育工作由「立項」進一步走向「立人」。
不少人認為：「非遺是活的文化，能順應時代而轉變。」然而，是什麼驅動非遺「轉變」？——正正便是「人」！傳承人之可貴，不僅在其技藝純熟，更在於對文化的融會貫通、透徹理解；否則，若只一味追逐時代，卻遺卻了內在精神，那所謂的「創新」也不過是徒具其形。正因如此，日本稱國家級傳承人為「人間國寶」。「人」，才是非遺文化的根本核心。
傳承人架構
今年，香港非遺辦事處正式確立傳承人制度，採「兩級制」，由「特區級」銜接「國家級」。然而，在本港12項國家級非遺項目之中，目前僅5項確立了國家級傳承人，其中3位已辭世；現時仍在傳承路上默默耕耘的，只餘我與香港西貢坑口區傳統客家麒麟協會主席劉錦棠師傅了。
而內地的傳承之路更為漫長，採「四級制」，由縣、市、省以至國家級，層層申報，循序而上。至今，國家已公布了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及六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名單》，但據學者統計，仍有不少子項目的國家級傳承人處於懸空狀態，其中以「民俗類」最多。畢竟，民俗本就是社群共同實踐的生活文化，要在群體中獨舉一人，實非易事。
黃大仙信俗傳承人
而「黃大仙信俗」正正屬於國家級民俗類非遺，我身為信俗傳承人，或可略述一二，借此拋磚引玉。
黃大仙信仰於1915年傳入香港，先道長們於1921年創建嗇色園黃大仙祠，建祠百載，沿革可考，加之聞名海內外，備受社會賢達肯定。故此，以「嗇色園」作為「黃大仙信俗」的保護單位，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清晰的基礎上，承傳脈絡得以系統梳理，代表性傳承人的產生，亦可謂水到渠成。
然而，「水到渠成」亦非一朝一夕，而是歲月與心力的累積。我自1985年入道，此後，人生泰半歲月奉獻予嗇色園：推動園務發展，改革管理制度，重整宗教事務。一心繫於信仰，歷盡半生寒暑，經歲月反覆淬煉，方蒙同道認可。
當我獲選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時，已年過八十，近幾年亦已開始將這份千斤重擔，交予年輕一輩。但所謂「年輕」，實際亦已步入花甲之年。看着他們日漸斑白的雙鬢，我常感擔憂，擔心這條傳承之路太長、太苦，畢竟黃大仙信仰本應是同門師兄弟共同守護的，若非要他們在數百人之中，耗費半生，苦熬成「最權威的一人」，無異於將滿林薪火獨裁成孤燈一盞。
因此，我大膽提出：如今非遺保育實踐僅二十載，尚有完善空間；劃一的政策框架，難以框住民間非遺的鮮活生命。就如「民俗類非遺」，可考慮將「一人傳承」的單一標準，改以「群體傳承」，讓「民間風俗」回歸民眾，使制度更貼近實際情況，真正配合傳承與保護的目的。
傳承路 路漫漫其修遠兮
當然，歸根究底「傳承人」這三個字，不過是一份額外的嘉許與肯定。心中若深愛着自身文化，縱使無名無銜，亦會甘願在傳承路上負重前行，一往無前。
文化之路無盡而漫長，我在其間走了四十多年，只願後來者能循着足印，走得更遠、更穩，也走得更從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