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不開的縣城 寫不完的凡人 張楚與其時代中的眾生相

●張楚的落筆處與故鄉相互輝映。
●張楚的落筆處與故鄉相互輝映。

●《雲落》的創作包含極充分的前置準備。
●《雲落》的創作包含極充分的前置準備。

●張楚以「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談小說《雲落》」為題進行分享。 香港書展供圖
●張楚以「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談小說《雲落》」為題進行分享。 香港書展供圖

  在文學界被稱為「河北四俠」之一的「70後」作家張楚,文字細膩,善於捕捉小人物的內心掙扎與情感波瀾,在縣城的大時代轉折下,聚焦其獨特的文化肌理與人際倫理。他已出版多部中短篇小說,更在2024年首次出版長篇小說《雲落》。早前,張楚造訪香港書展,並接受了香港文匯報記者的訪問。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香港書展中,張楚以「中國北方的縣城故事——談小說《雲落》」為題與讀者分享創作故事。從自己首部長篇小說《雲落》談起,張楚提到,縣城處於鄉土文明與工業城市文明的交接地帶,承載了改革開放數十年的社會變遷,是觀察中國極具代表性的樣本,上千座縣城之中,藏着無數小人物完整的命運軌跡。他以自己豐富的觀察與切實的生活體驗,將人生故事與感悟放進自己的敘事中。

  人物還未完成他的使命

  當我們談論藝術家,總喜歡從他的來時路開始窺探,以縣城文學為主題的張楚,他的落筆處當然也與故鄉相互輝映,不容忽視。他1970年代中期出生於唐山的一個縣城—灤南,在這座北方縣城居住大半生,也便是他的作品裏反覆提及的縣城生活根基。「改革開放以來的這麼幾十年,我覺得縣城的發展簡史其實也是中國發展的一部簡史或者是縮影。」他說。

  張楚的寫作生涯開始於中短篇小說,最初在各種刊物上發表文章,後以故事集《櫻桃記》為首個里程碑,投入了職業作家的生涯。寫作一開始當然只是愛好,從2001年開始,張楚便試着發表一些作品,嶄露頭角,接下來便有了屬於自己寫作風格的雛形,靈感與創作結果接踵而至。然而,這樣的狀態並不讓張楚感覺滿足,「早年工作繁忙,我沒太多時間寫長的東西,基本都寫短篇。寫着寫着總覺得不盡興,便開始嘗試中篇。就這麼寫了20年中短篇,我慢慢發覺,寫中篇的時候,我老不想把它結束,感覺我還有很多故事要繼續,人物好像還沒有完成他的使命。」他說。

  「短篇有時候憑一個細節就能支撐起來,中篇卻要有非常結實的故事,就像人得有結實的骨骼,血肉才能塑造得豐滿。但是按照我們常理來講,按照這個中篇的篇幅體量來講,它應該就結束了。那時候我便琢磨,是不是應該寫一個長篇了?倒不是說刻意要去寫一個長篇,而是感覺自己有更多話要對這個世界說。」不過,從中短篇轉型到長篇,張楚認為自己還是有些生怯,他坦言自己本就是不自信的寫作者,面對長篇創作始終抱着「如臨大敵」的心態,因此做了極充分的前置準備,並未倉促動筆:「光是撰寫人物小傳、梳理人物關係、搭建故事框架等各類案頭工作,就花了將近一年半時間。有些創作者不寫提綱、憑大致構思直接動筆的方式,但我總覺得必須把前期工作做足了,才能夠動筆。」然而真正落筆後他發現,預先從經典裏研究的結構技法並沒有完全用上,最終還是順着自己自然的表達邏輯去建構故事。

  張楚生長的1970年代,沒有更早期的作家們心胸中對家國、戰爭、苦難的宏大敘事,沒有1980年代改革開放的騰飛與對社會變化的窺探與自省,當然更沒有再後來作家無邊無際的幻想。張楚承認,「70後」的作家們,大多受先鋒小說熏陶起步,再以食物、個體命運、地域線索等切入、鋪陳時代,而那個時代,便是承上啟下的過渡期。

  1970年代的中國人,鮮少有「被看見」的慾望,他們的小故事只是凝聚自己生活的點滴,慢慢推進人生小小的齒輪不斷向前,沒有太大的抱負,也沒有過多的埋怨,彷彿命運給予的,便是自己應得的。張楚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感受到這些人物在面對時代時的倉皇、無奈與丁點希望之光,他希望為他們的人生賦予一些更鮮活的內心世界,讓讀者對於這一代的選擇與悲歡有更直觀的感受。

  這代人不善向外傾訴創傷,習慣把挫敗、羞恥與未竟的夢想壓在內心,外表看起來沉默馴服,靈魂深處依舊藏着自尊與執念。就像萬櫻、羅小軍等《雲落》中的人物:他們見證時代浪潮,抓住過機會,也屢次承受落空,不擅激烈抗爭,只能在庸常日子裏持續掙扎,默默消化命運的落差。張楚認為,代際標籤只是便利歸類,真正值得書寫的,是這群普通人被時代揉皺之後,依舊勉力活下去的韌性。

  平等凝視所有命運

  萬櫻這個角色,是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的縮影:她們遇上了文革,又在青年時期趕上改革開放,在最燦爛的年華遭遇了下崗大潮和經濟變革的衝擊。一方面,她們務實、以家庭為重,為小康的生活和美好的未來打拚,她們的身上烙着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善良、勤勞、樸素,又同時具備了新時代女性的精明、獨立與執着。

  張楚談到萬櫻的雛形,「她是我弟弟的一個同學,個子矮、膚色偏黑、體態偏胖,臉龐豐厚,眼睛細小。她很喜歡央視少兒節目主持人,持續寫信寄去。後來真的收到回信,興奮地拿給同學觀看,卻遭所有人恥笑、質疑信是她偽造。女孩當場把信件撕碎,趴在課桌上痛哭。」這一幕深深烙印在張楚腦海:一個普通人微小的夢想與自尊,輕易被周遭人群踐踏。但他多次強調,原型只提供人物「最初的衝動與底色」,小說裏大量情節、情感關係均為文學虛構,不等同真人經歷,「我一直忍不住想像,當年那個常常被欺負的小女孩,歲月輾過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2008年雪天在郵局遇見她那一次,成為我執意要寫萬櫻的開端。但小說裏萬櫻的命運,是我為人物搭建的道路,不等於那個女人真實的人生。小說家不是紀實記者,原型只是一粒種子,長出來的樹,屬於文學。」

  張楚作為男性作者,卻以女性視角進行敘事,他認為這是作家的基本功:「比如《紅樓夢》塑造了無數鮮活女性,《金瓶梅》裏的女性形象也各有特點。而池莉寫男性也十分出色,很多年前她的中篇《來來往往》,裏面的男性角色我到現在都印象深刻。創作核心是從生活原型出發,梳理人物的行為邏輯,盡可能讓形象豐滿立體。我親戚裏女性很多,光是姐姐就有二三十位,她們每個人的人生都充滿故事,長期相處,我能捕捉到縣城女性獨有的氣質、思維方式和處理問題的手段。她們相比都市女性,視野、理性程度更高,但也自帶鄉土環境帶來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