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人物志 ⑨】/徐鑄成\李春陽
徐鑄成是江蘇宜興人，生於一九○七年，一九二六年考入清華大學，一九二七年又入北京師範大學，以半工半讀方式加入國聞通信社。一九二九年進入天津《大公報》，徐鑄成和孔昭愷都是胡政之、張季鸞下功夫培養的年輕報人。徐鑄成後來參與創立了《文匯報》，而孔昭愷在《大公報》工作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六六年北京版《大公報》停刊。
徐鑄成後來回憶說，「一九二九年到天津《大公報》工作，安家落戶逾兩年半，跟張季鸞、胡政之學習，彷彿藝徒正式坐科班，學採訪、編輯，學寫作評論，在這『富連成』中，生旦淨末丑，唱做念打，文武場，都打下了一點根底。」
徐鑄成在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擔任《大公報》駐漢口特派記者，一九三六年調任上海版要聞編輯。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滬會戰爆發，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滬版宣布停刊，多數報人遣散，包括徐鑄成、徐君遠、楊歷樵、王文彬、蕭乾等，次年二月，徐鑄成應《文匯報》創辦人嚴寶禮之邀，擔任《文匯報》主筆，在他的主持下，《文匯報》迅速成為上海「孤島」時期的一面抗日救國的旗幟。
一九三九年五月《文匯報》被迫停刊，張季鸞和胡政之立刻邀請徐鑄成來香港，擔任港版《大公報》的編輯主任。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徐鑄成主持港版《大公報》兩年半，他撰寫了大量鼓舞士氣、號召團結抗戰的社論和短評，這期間，張季鸞多次來香港治病，他們有過很多長談，徐鑄成後來記寫《報人張季鸞先生傳》說，「他知道來日苦短，而事業要後繼有人，他顯然是希望王芸生兄和我能成為他的『傳人』──接班人的。」
一九四一年底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次年《大公報》任命王芸生為渝版總編輯，徐鑄成為桂版總編輯。同時設立兩個總編輯，在《大公報》歷史上還是前所未有的。這是徐鑄成一生當中的輝煌時期。桂林作為戰時中國文化城的地位，有很大的貢獻來自於桂林版《大公報》，它有兩大特色，徐鑄成的社評和女記者彭子岡的「重慶航訊」（被譽為「重慶百箋」），發行總數為六萬份，是桂林其他各報的總和，不僅暢銷桂湘粵等地，在滇黔也有市場，甚至引起了遠在陝北的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指示中共駐重慶的人員，要訂購桂版《大公報》「至少一年為限」。
一九四四年桂林陷落後，徐鑄成到達重慶。為安置桂林版人員，胡政之特地創刊了《大公晚報》，徐鑄成任主編，他認為這段時間是「生平最閒散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滬版《大公報》復刊，徐鑄成主持編輯和言論，楊歷樵任翻譯主任兼國際新聞編輯，朱啟平任要聞編輯。日本投降後，「抗戰第一」的報紙編輯方針需要調整，徐鑄成為上海版制定了爭取民主、反對內戰的言論方針，受到各界讀者歡迎，幾個月之後，發行突破十萬。一九四五年上海《文匯報》也復刊了，作為《文匯報》曾經的主筆，徐鑄成同時為《文匯報》寫社論。
一九四七年上海《文匯報》被迫停刊後，他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政策，在香港的進步報紙中遙遙領先。
解放後徐鑄成回到上海，復刊《文匯報》。其版面生動活潑，內容豐富多彩，受到毛澤東誇獎。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澤東曾對徐說，「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功夫翻翻其他報紙。」
一九八○年後，徐鑄成以超凡的毅力與勤奮出版了十多本著作，包括《報海舊聞》《舊聞雜憶》《新聞叢談》《報人張季鸞先生傳》《新聞藝術》《徐鑄成回憶錄》《徐鑄成日記》等。他還擔任復旦大學、武漢大學的新聞傳播學兼職教授。
徐鑄成常常重複張季鸞的一句名言──「老記者如果不『記』，豈不就剩下純粹的『老者』，生命也就完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