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解碼/暢通經濟循環 提升居民消費率\徐奇淵
2025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為40%，與一些國家相比差距明顯。怎麼看中國居民消費率問題？國內外有不少討論，也存在一些認識誤區。分析中國居民消費率問題，不能簡單就數字論數字、就消費談消費。
從全球範圍看，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的一個直接原因是價格差異。據統計，中國基礎民生服務價格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2021年中國教育、衞生、居住服務等價格僅相當於美國的54.2%、30.7%、32.2%，居民消費支出在統計意義上被明顯壓低了。這種差異與發展階段有關，也與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和價格形成機制有關。
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醫療、高等教育、居住服務市場化程度較高，同時人工、保險、土地等高成本往往推高市場價格。而中國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保障性住房、水電氣等領域的公共屬性較強，通過財政投入、政府定價和普惠供給，降低了居民獲得基本民生服務的貨幣化成本。還有，高鐵網絡覆蓋全國、移動支付深度普及、社會治安持續向好等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成效，極大增進了民生福祉，無法在居民消費統計中得到充分度量。
說到底，中國以系統性制度安排將發展成果更均衡地惠及全體人民，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具體體現，沒有在統計數據上得到充分反映。不少低收入國家的居民消費率雖高，生活水平卻明顯偏低，恰是反證。
居民消費率不直接反映生活水平，那它究竟揭示了什麼？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消費率反映的是消費和投資、淨出口之間的結構性關係，是觀察一國發展階段、需求結構和經濟循環特徵的重要指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着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徵。
回望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增長時期，中國依託高儲蓄、高投資，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契機，在較短時間實現了工業化、城鎮化的跨越式發展。這一時期，投資與出口持續快速增長，即便居民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總量持續擴大，居民消費率仍不可避免地被壓低。譬如，1978年至2025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增長了318倍，而資本形成總額增長高達394倍，導致居民消費率一度從1981年53.3%的歷史高位回落至2010年34.9%的低點。
由此看，中國居民消費率偏低，正是趕超型發展模式內在特徵的深刻反映，是特定條件下資源優化配置的必然結果，具有歷史合理性。
然而，歷史合理並不等於長期合理。隨着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過去支撐大規模投資和大量出口的內外部條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傳統基礎設施和工業領域的投資邊際回報下降，依靠高投資率維持增長的空間明顯收窄。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風險加劇，出口增長面臨更多不確定性。
增長模式加快轉型
更深層次，中國經濟規模持續擴大，必然帶來經濟結構的規律性轉換，必須從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內需主導、消費拉動。當前居民消費率偏低，已不再是特定階段的「合意結果」，而是發展模式與發展階段之間的「錯配信號」。傳統增長邏輯的支撐條件正在弱化，新的發展模式亟待建立，必須更加重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相對穩定、更可持續的需求支撐。
因此，現階段提升中國居民消費率，關鍵在於推動需求結構優化和經濟循環暢通，加快形成內需主導、消費拉動、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而不在於通過「直升機撒錢」等短期刺激政策拉抬指標，更不能簡化為硬性考核任務。居民消費率的變動，取決於居民消費支出增速和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相對關係。若投資、外貿等擴張較快，使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快於居民消費支出，居民消費率就會下降，反之就會上升。不可能為了提高居民消費率而去抑制投資和外貿活動，重在推動投資、外貿與消費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環。
推動居民消費率合理提升，必須依託暢通高效的國民經濟循環。投資帶動就業，就業形成收入，收入轉化為消費，消費反過來為投資提供價值實現，環環相扣、缺一不可。但現實中，這個過程並非能夠自動實現，還存在不少卡點堵點。比如，投資未能充分轉化為居民就業和收入。一些地區圍繞相似產業和項目進行同質化競爭，一些企業更多依靠壓低成本、價格等方式來維持競爭力，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增長受限。
總之，提升居民消費率是一場深刻的經濟治理變革，是一項牽動經濟結構、分配格局、市場機制等的系統性工程。我們必須保持歷史耐心和戰略定力，從國民經濟循環全局出發，以改革暢通循環，以結構拓展空間，以制度穩定預期，打通制約消費各環節的卡點堵點，更好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久而強勁的內生動力。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