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吉林篇）/困乏我多情\任白
手空空，無一物；
路遙遙，無止境。
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這是前幾天偶然聽到的《新亞校歌》中的一段，歌詞是七十多年前錢穆先生親手所寫。初聽之下，「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的浩然之氣貫注全歌，其中「困乏我多情」一句尤其打動我，天下苦困乏久矣，錢穆的「多情」會是怎樣的解藥呢？
上世紀中葉，流寓港島的錢穆看到許多流亡青年失業失學、茫然無措，感於艱難時世，他想到辦學，力圖於亂離中用文化為這個苦難民族續命，於是新亞書院應運而生。後來他曾自述辦學初衷：「我們開始創辦這所學校，自問對於教育宗旨方面，確實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負。我們鑒於整個世界動盪不安的局勢，鑒於我們自身所承受的時代苦難，我們認為當前的大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目標應加注意：一、人類的文化價值。二、個人的生活理想。要使前來求學的青年，對於這兩項目標，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對這兩項目標懂得追求，懂得探討，懂得身體力行，懂得為此而獻身。」
中國先賢歷來有於歷史變局中講學傳道的傳統，傳隋末王通續命河汾，為開啟盛唐打下思想及人才基礎；而經歷唐的興而又衰，宋初士大夫痛感五代之亂使傳統儒家倫理遭到破壞，世風衰靡，遂意圖以理學重建社會價值體系，於是應天府、嶽麓、白鹿洞和嵩陽等著名書院相繼而興。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特別提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為學綱要，希望讀書人以天下蒼生為己任，知行合一，立德立言，匡扶社稷；以「朱張會講」聞名的嶽麓書院也有「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的學規，塑造了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學風，為後世王船山、魏源、左宗棠、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譚嗣同等一大批重要歷史人物的出現鋪平了道路，搭建了舞台；廣為人知的東林書院同樣始於北宋，卻興於明朝，「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志趣至今影響着代代後學。可以說，這種將個人志業和天下興亡緊密嵌合的理念使書院不僅成為知識傳播的場所，更是古代士人的精神家園。它們將儒家倫理內化為學子的行為準則，培養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精英群體。這種教育模式強調道德修養與現實關懷的統一，使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有所附麗有所依傍，大概這也是錢穆先生興辦新亞書院的主要原因。
新亞書院創辦之初，條件異常艱苦。教師不取薪酬或只拿微薄生活費，學生半工半讀。學院沒有固定校址，只在九龍華南中學租用三間教室作為夜間教學場所。宿舍不夠，學生就睡在學校走廊，據說偶爾老師晚歸，得跨過學生們枕藉的睡姿上樓。為了維持學校運營，錢穆甚至典當衣物、四處舉債。這樣的艱難困苦，反倒激發了錢穆通過接續傳統，喚醒一種昂然向上的精神力量，進而超越艱難時世的渴望。他深入闡述自己的探索路徑：「本校創辦，旨在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並旁採西歐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教育為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世界幸福謀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針，務使學者切實瞭知，為學做人，同屬一事。在私的方面，應知一切學問知識，全以如何對國家社會人類前途有切實之貢獻為目標。」由此可以看出，錢穆先生所寫《新亞校歌》中的所謂「多情」，絕非苟全於亂世的自保自愛之情，所「多」之情，繫於國家社會，亦繫於世界人類。而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值得珍視的血脈，個體生命被一種更為宏大高遠的目標放大，從而成就激越進取的生命歷程、元氣充溢的生命狀態。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中國歷史的那些衰敗時期，會出現一批又一批力挽頹勢、重振乾坤的中興名臣；解釋了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已」（顧炎武《日知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獄中題壁》）等等讀之熱血賁張的句子，在人生的某些關鍵時刻，引領我們作出更加昂揚光明的選擇。
今天，我們處於一個更加明晦不定的歷史時期。當此之際，重溫《新亞校歌》，或許會對我們有些別樣的觸動：
山巖巖，海深深，
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靈，
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
大概關鍵就在突破個體視域，以更為廣大的胸襟面向世界。漢娜·阿倫特在《黑暗時代的人們》中曾說：「這種啟明或許並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地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光亮源於某些男人和女人，源於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在幾乎所有的情況下都點燃着，並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範圍。」現在我們可以判定，錢穆先生正是這樣的人，他的生命和學問都是一種恆久不滅的光，在今天仍然鼓舞着我們，幫助我們找到自己與廣大世界的連接，喚醒心底「多情」的種子，在愛天下愛世人的旅程中，更好地愛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