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談/世界華語文學高地的隆起（上）\周智琛
七月中旬，正是一年裏日光最烈、海水最藍的時候。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那邊，第三十六屆香港書展人聲沸沸，人潮漫溢。在這文字和人潮的汪洋中，有一大事莊嚴揭幕，要為一種世界級的語言開闢萬里通途，不疾不徐地，通往將來。
一個世界華語文學榮譽的誕生
此即首屆世界華語文學大會暨世界華語文學獎之新聞發布會，會場不在別處，正設於書展腹地一廳堂之中。四方學者、文壇耆宿和海外寫作者齊聚一堂，舊雨新知，欣欣然，氣氛也頗從容。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題辭嘉勉並允任大會名譽顧問，署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到場致辭，宣示此全球首辦之文學盛事落戶香港，謂其足證香港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之要衝。作為大獎主辦方，世界華語文學基金會和中華文學基金會的負責人也各自致辭。而後，首屆世界華語文學獎細則逐一揭曉：長、中、短篇小說及詩歌、散文各設兩席，另加傑出貢獻獎一席，總獎金四百萬港元，單項最高五十萬元；四年一屆，面向港澳台及海外，首屆定於二○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頒獎。
緊接着，施戰軍、劉震雲、鄭培凱、謝有順四人登台，以「在香港，看見華語文學之光」為題對談。謝有順從嶺南文化的混雜中確認華語文學的世界坐標，謂文化要有生命力，一定要「雜交」；劉震雲以「不同」二字點破創新的前提，「不一樣就對了」；施戰軍將香港比作容器、路徑及園地；鄭培凱則回憶在美國接觸到的老一輩華文寫作者，為世界華語文學獎注入了百年離散者和聚合者的精神原鄉之思。
坐在席間，我抬頭看那世界華語文學獎的標識，是一個深綠的「華」字。它安靜地凝視着這個世界，看去是柔和的，又似乎有什麼東西在裏面輕輕地動着。字裏那些平行的線條，橫橫豎豎的，像一行一行寫下來的文字，從這邊到那邊，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又有點像五線譜上的音符，只等着有人來唱。這實在是一個很巧的構思──這些線條，叫人不由得想到，它們是從各處來的，說着各樣的話，過着各樣的日子，可是到了這裏，卻合在了一處，彷彿原本就是一個調子似的。
華語文學如何為自己找到名字
想到這些，我內心自然激動。此獎之設，看似一條新聞，背後卻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幾代華語寫作者、研究者、出版人共同耕耘的文學長河，終於在此刻匯入了大海。
一九七八年，曾敏之在廣東文聯率先呼籲學界關注港台及海外華文文學。次年，《花城》創刊號上刊出《港澳與東南亞漢語文學一瞥》，內地涉足此域，實自此始。一九八二年，首屆「台灣香港文學學術討論會」在暨南大學召開，此後會議數易其名，至一九九三年方定名「世界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每次改名，都是一回視野的開闊，如樹之長，年輪漸展其冠。二○○二年，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成立，曾敏之時年八十五，被推為名譽會長。自一九七八年發端至此，這位被尊為「曾老總」的文學活動家，為世界華文文學完成了正名與立學兩樁大事。
然而，有了學會、研討會、學術期刊，獨缺一個面向全球的華語文學獎。曾敏之於二○一五年辭世，未能等到為世界華文文學公開加冕的那一天。此後十餘年間，學術版圖持續擴展，創作實踐愈見活躍，海外華語寫作已走到需要被世界性榮譽照亮的歷史節點。
追溯海外華語寫作的歷程，大抵可分三波浪潮。晚清以降，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海外時的文字開其先聲，林語堂以《吾國與吾民》《京華煙雲》向西方講述中國，兩度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一九四九年後，聶華苓、白先勇等在異邦以母語繼續寫作，其核心關切，無非「根」與「失根」的精神追問。王鼎鈞在北美完成回憶錄四部曲，以個人半生顛沛為經，以二十世紀中國山河動盪為緯。一九八○年代以後，新移民作家群體迅速壯大，已蔚然成林。
這些寫作，水準早已不遜於任何語種的文學創作。然而這個世界，始終缺一個以華語為名、面向世界的榮譽機制。哪怕是獲得了諾獎也是瑞典學院的選擇，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也是美國文學界的確認，它們各有歸屬，卻沒有一個是華語世界自己設立、專為海外華語寫作而設的。
此次世界華語文學獎的設立，未嘗不可視為對這一歷史性缺憾的回應。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華語文學獎用的是「華語」，不是「華文」。考之往昔，這兩個詞在學術上向來通用，但華文落在「文」上，指向書寫下來的成品；華語之「語」，氣象則更為開闊，它不限於紙墨之間，更藏於母親撫兒入睡時的低吟淺唱，流於巴剎里販夫走卒的討價還價，也隱於天涯遊子的那一聲鄉音。以「華語」立名，等於把根扎進了語言生活的全部現場。這種包容性和世界文學研究中「語種文學」的概念相通，它認的是語言共同體的邊界，而非國界或政權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