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2026】玩笑是鹹的 人心是浩瀚的 劉震雲：我沒有寫過小人物
2026年香港書展，文化名家雲集。其中，茅盾文學獎得主劉震雲攜新作《鹹的玩笑》繁體版而來，並連開兩場講座，不僅現場簽書將近3,000本，還出現在各種被書展讀者偶遇的合影之中，堪稱是本屆書展最忙的嘉賓。在書展的繁忙行程中，劉震雲依然是本屆世界盃的忠實觀眾。在接受訪問的當日稍早，他剛看完法國對英格蘭的世界盃季軍賽，訪談間，他還不忘回味：「英格蘭和法國這場能進這麼多球，其實都沒有體現真正的實力。當鬆懈的時候，就會有這樣的變化。到了決賽爭冠軍的時候，阿根廷和西班牙踢，我估計會非常認真，絕對不會進這麼多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藝 圖：一本讀書會提供
次日決賽，西班牙在最後的加時賽階段1比0戰勝阿根廷奪冠。全場僅進一球，一如劉震雲所預言。採訪中，他總是聊着書中的故事又盪開一筆聊聊世界盃，好似這一舉世矚目的賽事和他老家延津村口的一場大戲並無區別，萬眾矚目的球星與麥地邊比賽丟沙包的小孩相若。這也正是劉震雲一直以來的創作觀，在他看來，實際上沒有「普通人」和「大人物」的劃分，對於常被評價「擅長寫小人物的故事」，他更表示明確反對：「我沒有寫過小人物。」
生活到頭來總是由具體的小事組成。68歲的劉震雲如今依然保持着每天6:30起床，跑步10公里的習慣。「跑步會產生多巴胺和內啡肽，每天6:30奔赴愉悅，這是最大的動力。」寫作也一樣，他說：「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愉悅感。」愉悅來源於思索，在「好」與「不好」之間不斷展開，不斷出現新的好，最後可能比原來稍微好一些。
數學為文學打開一扇窗
劉震雲的新作《鹹的玩笑》的故事背景依然設置在延津。河南延津是劉震雲的故鄉，也是他寫出包括《一日三秋》《一句頂一萬句》等作品的靈感出發點，不少評論將此系列概括為「延津宇宙」。劉震雲沒有否認這種說法。他說，寫延津當然有他對故鄉的人與事更熟悉的原因，但他寫的也不僅僅是延津。他認為，一個作品能夠被留下來，能夠流傳開來，一定是因為讀者能夠在其中讀到某些生活的共性，欣賞到超越這個地方、這些人之外的東西。
一個作家的出身和經歷固然對於其創作有影響，但真正決定創作分野的，還是對於經歷本身的思考。延津農村出身的劉震雲，面臨的人生第一個轉折點是「當兵」。去當兵，也不是因為什麼遠大志向，而是因為當兵能吃白饃。他回憶說，那是對於農村孩子最實在的誘惑。除了吃白饃，當兵還給了他第一次「遠離家鄉」的機會。他在那時第一次見到火車，蒸汽機車噴着煙，成千上萬的人從車上湧下來，這些人他一個都不認識，「不像我們村很小，百口人，所有人都認識。」突然有了這麼多不認識的人，沒去過的地方，這種陌生感帶來的震撼，使少年劉震雲流下了眼淚。看到哭泣的少年，當時帶兵的排長便問他：「是不是想家了？」可「陌生」跟「想家」沒有關聯。他沒法跟排長解釋這種「陌生」。
他記得火車是悶罐車，沒有座位，一節車廂睡幾十個人，地上鋪着稻草。第二天早上沒廁所，新兵們排着隊解決問題。他在「移動的物體」上站了半天，排長急着催問他到底有沒有尿，他說：「有，但撒不出來。」排長說：「撒不出來就等於沒尿。」結果被排長拉回來的瞬間，他一個轉身就撒出來了，濺到了排長的褲子上。採訪中他談起這些已經塵封幾十年的回憶，一如發生在昨天。那些對於吃白饃的渴望、撒不出尿的窘迫，就像他書中任何一個人物的故事和情緒一樣自然。
人生的第二個轉折點，是參加高考。劉震雲自小功課好，數學更好。他憶述自己十三四歲就在村子裏自學微積分，還笑說：「如果當時能正常考大學，我肯定是個數學家，說不定此刻正在普林斯頓帶博士生。」但命運沒這麼安排。恢復高考後，他動了上大學的心思，領導問：「考不上怎麼辦？」他想都沒想：「考不上就回村。」鄉村生活，他總是最熟悉的，不覺得再回到村裏會有什麼不好，但又隱約是自信的，他願意帶着過往自己全部的經歷，繼續往前走。這一步走出來，叫別人看來，是真了不得，他成了那年高考的河南省文科狀元。
「當時北大錄取分數最高的就是中文系，後來好多人還問我是不是作文寫得好。」劉震雲說，「其實根本不是。因為我數學考了89分，其他考生在社會上顛沛流離多年，數學能拿個10分8分就算不錯了。」可以說，數學在他成為文學家的路上狠狠出了一把力。陰差陽錯，上帝關上一扇門，又開了一扇窗。
北大畢業後的劉震雲進了《農民日報》。那時的他，二十出頭，又是北大才子，做起記者和編輯的工作也少不了循規蹈矩，而他記起的卻是這份工作帶來的「特權」：「我原來只在一個村待過，作為記者可以到全國各地的村去。」第一次去南京採訪，晚上餓了，看到挑擔子賣餛飩的，沒想到賣餛飩的也給他上了一課。「北方煮餛飩是白水煮，但那個小攤是擔子的一頭煮餛飩、一頭熬骨頭湯，餛飩是放在骨頭湯裏一起吃的。」他當時想，世界上的「不同」太多了，像生活中這樣的細節也太多了。每多活一天，都能讓他感到有新的「不同」。到現在，他仍然保持着這種習慣，有工作時參加活動，沒有時就到不同城市的街道上走一走，街邊坐一坐，看不同的人。「高矮胖瘦不一樣，膚色不一樣，語言不一樣，宗教信仰不一樣，全是故事。這些不同，對作者是潛移默化的滋養。」
而在這些不一樣下面，又都是一樣的東西。他在塞納河邊的鎖橋旁，見過一個女人哭得撕心裂肺，和他村裏丟了雞的婦人在村頭哭的程度幾乎一樣。「但丟雞可能只關乎幾塊錢，那個女人哭的應該是愛情。你並不知道哪一個事對你寫哪本書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就是這些日常的、瑣碎的、不同的片段和細節，在你心裏慢慢儲存起來。」
「大家都辛苦了」
劉震雲在寫《一地雞毛》時也寫過世界盃。主人公小林在重複生活中還有個想看世界盃的願望，只是球賽時間總在深夜，要看球就不能吵到老婆孩子。那時候的當紅球星是馬拉多納，小林於是跟妻子申請：「能不能看一眼？電視聲音可以關掉，反正我最討厭解說員的聲音。」小林的老婆只說「行」，但問他：「第二天早上能不能讓馬拉多納給咱們家去拉煤球？」小林最後沒有打開電視。
這一個小片段足以見得劉震雲創作的魅力，似是「以小見大」，但他不認為自己寫的是小人物。「你可以說他們從事的是賣腸粉、送外賣的工作，但他們有時候的想法是非常偉大的。比陸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廣闊的是人心。」浩瀚的人心裏，能刻畫出多少種顏色、聲音、氣味？沒人能概括，劉震雲只把這一個個人物掰開揉碎地寫出來，將目光投注到有血有肉的毛茸茸的生活中去。
「世界各地，不同的道路上，街上走過的每個人，內心都有傷痕。大家都辛苦了。」這句話，被寫在《鹹的玩笑》的扉頁。有讀者評論：「這個時代，當所有人都讓我們加油的時候，有一本書說大家都辛苦了。」劉震雲看到了這條評論，他同時感謝這個時代的互聯網，能讓讀者的反饋很快抵達作者面前。對於《鹹的玩笑》，有讀者這樣理解：「主人公杜太白就是生活中的每一個人。每個人都有把自己活成一個玩笑的境遇，但境遇尷尬時無法與外人道，說不出去，找不到人說，就跟眼淚一起咽到了肚子裏。眼淚是鹹的，所以玩笑就被醃鹹了。」足夠的共鳴下，劉震雲的創作往往無需過多解讀便能打動人心，就像他曾寫過的無數個「小林」：「小林的生活所有人都經歷過。所有的人每天都經歷，每年都經歷，一生都經歷。」
人性的C面和D面
但既然有過了很多「小林」，為什麼還要有「杜太白」？關於新作的創作思路，劉震雲說：「一個作者在同一條道路上往前走就是死路。讀者希望看到熟悉的作品風格，但文學創作最怕的就是熟悉，要開闢新的道路。」他解釋說，比如《一地雞毛》跟《溫故一九四二》就是完全不同的方向，《我不是潘金蓮》《一句頂一萬句》《一日三秋》也都是不同方向。已經開闢過的道路越多，再找新道路就越難。
「我以前的小說寫的是人性的A面和B面，是日常生活裏都會呈現的，有正面就有反面，有陽光就有陰影。但C面和D面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常見的。」他就想在《鹹的玩笑》裏探討C面和D面。這種用意從主人公的名字已可見一二：「杜太白」結合了杜甫的姓、李白的名，「杜太白」給孩子起名分別又叫「巴黎、紐約和倫敦」。有讀者說這名字很有想像力，劉震雲笑說：「那是你沒去過我們村。」他講到生活中確有其事，這種看似滑稽的真實、不着邊際的想像力，正是不常被發掘的生活面貌。當秦始皇、阿基米德、第歐根尼、巴爾扎克、巴黎、紐約、倫敦、李白、杜甫都來到一個河南的小縣城，來到五行八作、引車賣漿之流中間，馬上就產生了「量子糾纏」和「化學反應」。「世界性的目光還是很重要的。」他說。
這或許解釋了他的作品為何在全球廣受歡迎。《一句頂一萬句》譯介逾30個語種，改編自《我不是潘金蓮》的俄語話劇更入圍俄羅斯「金面具」獎最佳小劇場提名。談及跨越語言與文化的影響力，劉震雲歸結為兩點。其一，哲理常以樸素語言傳達，如《論語》、《道德經》、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所為。其「幽默」非俏皮話，而是哲學問題——語言層次易失，細節、情節、故事漸深，終歸於結構與人物背後的哲理；幽默背後是嚴肅，嚴肅背後是哲學。其二，藝術想像力乃各民族共通。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爾克斯等大師，以不同視角與人物形塑世界，若文學僅複製現實，何不直接觀看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