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見/茶味如此悠長（上）\楊 早
歐陽修《六一詩話》裏有一個著名的故事：
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
意思是，當時有位進士名叫許洞，文采出眾，文風灑脫。一次他邀約這幾位僧人一同賦詩，寫下約定：「下面這些字，詩裏一個都不能用。」被禁止使用的字有：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眾位僧人看完，全都無從下筆。
這就給我們一個啟示：詩其實是離不開一些固定的程式的。茶也一樣。葛兆光在一九九○年的《讀書》上發過一篇《茶禪閒話》，把歷代的茶文化總結為兩個字：清、閒。所以我很喜歡《茶美江南》第一百九十八頁的說法：
儒、釋、道、俗皆鍾情於茶，也造成了一種奇妙的現象：茶如道，道不同，不相為謀。各人喝各人的茶，也有各自喝茶的地方。茶館的風格也是：有的地方茶館高檔，凡人難進，茶的價格高，服務拒人千里之外，求的是雅致和高級感；有的地方就是大碗茶、大粗茶，圖的就是一個熱鬧，比如現在淮北的古鎮臨渙，全鎮茶館遍布，主打的是棒棒茶──不是茶葉，而是茶梗，幾分錢一毛錢，賣的就是一個水錢，圖的就是一個歡樂。
茶在中國，各顯神通，各有路徑，各有舞台，各有歡喜，各有自由，你喝你的，我喝我的，他喝他的……可是在中國呢，喝茶狀態充分彰顯了多元──由喝茶而觀，中國人是可以多元的，也是可以寬容和坦然的。
茶之為道，在中國與日本迥乎不同，茶於中國人而言，往往是可雅可俗的。山中高士修道要飲茶，從陸羽到盧仝的詩文可證，但販夫走卒、市井民眾，也要喝茶，周作人所謂「左一碗右一碗」，像剛從沙漠裏回來似的。這跟午覺一樣，都為外國人所驚異，所不解。比起另一種飲料酒來，茶更能體現中國人「和而不同」的特質。關乎此，《茶美江南》也有一段見道之言，在書的一百一十五頁：
以中國文化的酒與茶，對應尼采的說法：酒具有日神精神，茶具有月神精神。酒是「無神」的藝術，茶是「有神」的藝術。
酒與茶，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代表着人類文化的兩極。酒，給人以浪漫，給人以創造力；茶，給人以理性，給人以智慧心。智慧分為幾種：一是生存智慧，屬人性的，大部分是算計，為求生存而不擇手段，鈎心鬥角，沒有底線，沒有操守；二是政治智慧，外表老成持重，內裏明哲保身，謊話連篇，利己不利他；三是形而上的智慧，有神性意味，更多的是想像和悟徹，關乎哲學、科學和境界，歸於靈智和無用。智慧和感性、理性的關係是：感性覺醒了，就是理性；理性覺醒了，就是感性；感性和理性同時覺醒，就是智慧──這裏專指形而上的智慧。
平原師常說：唐朝是酒的朝代，宋代才是茶的天下。以他自己嗜茶而不能酒的特質，恐怕只合研究後者。這也是《茶美江南》一書將茶在中國的流行，與宋的思想變革聯繫起來的原因。
宋儒向內求心，倡導於尋常日用中見天理，把從前停在文人案頭、僧院禪房的茶，慢慢糅進了市井街巷的日常裏，從此茶不再只是文人寄興、禪客參禪的清物，更是升斗小民開門七件事裏離不了的那一項。可雅可俗的底色，就這樣順着茶湯浸進了中國人的文化根脈裏，一浸就是上千年。從唐煎、宋點到明瀹，即唐流行煎茶，宋代點茶，明清流行泡茶，喝茶一事，事實上在做減法，越來越方便，也就越來越內嵌入日常生活，成為「開門七件事」之一。茶的變化可謂大矣。有時喝茶甚至等同於喝水，江南人特意標明「茶葉茶」即一例。
如今我們再端起一杯茶，無論是寫字樓裏速沖的袋泡茶，還是老巷茶館裏燜了一下午的大碗茶，抑或是文人雅席上慢斟細酌的工夫茶，喝到嘴裏的是各有不同的甘苦，留在心頭的，卻還是那份刻了千年的清與閒。
在中國人的精神圖譜中，江南與茶，幾乎是一對拆解不開的文化密碼。《茶美江南》正是以江南茶文化特別是皖茶為切入點，系統梳理江南名茶之流變、工藝特質及文化意蘊的一部力作。作者將黃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門紅茶等江南名茶置於歷史縱深中考察，既詳述其製作工藝與風味特質，又深入剖析茶與儒釋道思想的內在關聯。這本書的力量，不僅在於它講述茶，更在於它以茶為鏡，映照出一種「寧靜潔淨」「禪意悠遠」的精神特質。
作者趙焰在後記中寫道，寫完此書「身、心、靈俱清澈，彷彿可以輕盈而上，從天宇中扯下一片小小的雲朵」。這句話恰恰道出了《茶美江南》最動人的氣質──它不是一本冰冷的知識匯編，而是一次用生命去體悟茶性的精神修行。作者生於皖南山區，幼時「物質極其匱乏，茶卻一直不缺」，田間地頭掐尖、鐵鍋炒製的記憶，讓茶成為他生命中「美好的日常」，是「撫慰着困窘和酸楚的生活」的「小確幸」。正是這種從泥土裏長出來的經驗，賦予了這本書一種不同於學院派茶書的體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