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北都科教城」 對接科教興國戰略
張量童
科教興國是國家重要發展戰略，是一套以科技為引擎、以教育為根基、以人才為第一資源的系統工程。香港若要在這個重大戰略中找到新定位，必須在科技、教育與人才三個維度，提出與國家戰略同頻共振、兼具香港特色的承載體。目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正在進行公眾諮詢。筆者認為，北部都會區的功能本質上是創科園與大學城的融合體，可順勢推出「北都科教城」概念，把新田科技城、北都大學城與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整合為一個制度型城區，使香港擁有一個在國家科教興國戰略中具清晰定位的平台。
參考各地科教城制度安排
「北都科教城」的核心在於把科技、教育與科研整合為一個完整創科生態圈。新田科技城承載「科」，以創科產業、中試平台與先進製造為主體，使科研成果能真正進入市場。北都大學城承載「教」，以專上教育擴容、科研人才培育與產學研合作為核心，重塑香港的人才供應鏈。河套合作區則承載「研」與「制」，以跨境科研、數據流動、知識產權保護與監管創新為重點，成為深港協同治理的制度融合試驗場，使科研能在深港兩地形成真正的自由流動。
「科教城」概念並非憑空而來，綜觀全球，「科教城」早有成功先例。北京的中關村—海淀，是內地最成熟的科教城範式。北大、清華構成人才與科研的雙核心，周邊聚集國家實驗室、AI與芯片企業，形成「科研—教育—產業」的創科生態圈，成為國家級科教引擎。美國波士頓的「肯德爾廣場」（Kendall Square）則是美國科教城的巔峰，麻省理工學院（MIT）與哈佛大學（Harvard）提供科研與人才，周邊聚集生物科技企業、風投基金、監管機構，形成全球最強的「科研—資本—監管—產業」創科生態圈。
這些成功案例證明，世界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不是金融中心，而是科教中心。
香港若要在國家科教興國戰略中找到定位，「北都科教城」必須吸收這些城市建設「科教城」的成功經驗，做好制度性安排，進行系統整合。
打造創新樣板 推動高質發展
科教興國的目標之一，是提升居民的長期收入能力與人力資本價值，而非單純擴大生產總量。因此，「北都科教城」的意義並不止於提升本地生產總值（GDP），而在於提升居民總收入（GNI）。
新田科技城透過提升企業利潤與創科產值，直接增加屬於香港居民與企業的要素收入；北都大學城透過提升教育水平與人才質量，長期提高本地居民的薪酬與收入能力；河套合作區則透過制度創新，增加香港居民在跨境科研、知識產權與國際合作中的海外收入。三者合一，使香港的經濟發展目標從「做大GDP」轉向「做高 GNI」，從生產型經濟轉向收入型經濟，在國際金融中心基礎上再添國際創科中心。
「北都科教城」不是三個項目的疊加，而是一個以制度為主體的城區。科教興國要求的不僅是「內地不同城市之間的協同」，更是「不同制度之間的協同」。
深圳與香港在法律制度、監管框架、資本市場、數據治理等方面存在制度差異，河套合作區正是把這些差異轉化為不同制度優勢互補的試驗場。在河套建立可複製、可擴展的跨境科研與數據治理模式，「北都科教城」不僅能成為香港的科教城，更是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的制度創新樣板。
在這樣的框架下，「北都科教城」不只是北都區的一個新概念，而是對接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重要載體，為香港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