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段寶林 民間文學是「活的文學」
從《山海經》到《搜神記》，從希臘神話到《荷馬史詩》，在中外文學史的殿堂中，民間文學一直佔據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並被公認為整個文學與作家文學的源頭和始祖。近日，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泰斗、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段寶林在北京接受了香港文匯報的獨家專訪。聊起民間文學與中國民俗，這位年逾九旬的學術大家談笑風生、妙語連珠，言語間充滿着對這些「活的藝術」的興趣與熱愛。
段寶林表示，民間文學是「活的文學」，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富。他特別提到，作為中國走向世界、世界認識中國的重要窗口，香港可以通過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形式，助力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走出去」，讓中國文化更好地在全世界發揚光大。在這方面，香港大有可為，香港的有識之士大有可為。
作為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大師，段寶林一生傾情於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研究。為此，他走遍大江南北，深入田野深處，搜集民間故事、歌謠、諺語，搶救口述歷史。他主編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要》《中國民間文藝學》《中華民俗大典》等著作，不僅成為國內高校的經典教材、學術研究的權威範本，更受到外國學者的青睞，被許多外國大學所使用，甚至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
數十年來，段寶林堅持扎根田野，將「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的學術方法論踐行到底。談及付出如此艱辛背後的信念，他微笑談到，「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過去很少有人詳細知道這些情況。我既然研究文藝理論，就應該努力去掌握和發掘民間文學背後的發展規律。這就是支撐我一路走來的信念與追求。」
回顧幾千年中國文學史，就會發現：屈原、李白、曹雪芹等眾多文學大家都受過民間文學的哺育，而詩歌、小說、戲曲等各類文學體裁，也都是由民間文學首創出來。此外，《樂府詩集》《聊齋誌異》《三國演義》《西遊記》等文學經典，亦都是在民間文學基礎上的再創作。
「民間文學就是活的文學，它活在人民的口頭上，活在百姓的生活中。可以說，它們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學。」段寶林舉例說，藏族的《格薩爾王傳》、柯爾克孜族的《瑪納斯》、蒙古族的《江格爾》，被譽為中國民族文學「三大史詩」，這樣的史詩是作家文學裏面沒有的。由此便可看出，民間文學在文學殿堂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全國各個大學全不講民間文學課了，段寶林曾是國內唯一堅持講授民間文學課的大學教師。「我當時在北大沒有從理論出發，而是從作品出發，向學生們介紹生動鮮活的民間文學。不僅國內學生，就連外國學生也都非常喜歡中國民間文學，他們還招呼外校的留學生來聽我的課。」到1981年，段寶林將自己的大學講義整理成書，也就是如今被奉為經典的《中國民間文學概要》。「這本書當年就出口了800本，很快成為美國、日本等國的大學教材。」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學術界在探討民間文學的特性時，都將其概括為「口頭性、變異性、集體性」。「我認為這是不夠的。民間文學活在人民生活中間，它要不停地說、不停地唱，它和書面文學、語言藝術並不相同。」為此，段寶林提出民間文學「立體性」理論，並受到學術界的一致認可和普遍接受。
「正因為民間文學是活的、立體的，所以人們學習它、研究它的方法也不能雷同於書面文學。」基於這一認識，段寶林數十年如一日，帶領學生深入田野、展開調查，「我們聽鄉間歌手唱民歌，聽農村老嫗講故事。我們也不是簡單地記錄本文，而是要對這些作品進行立體的描寫，比如講述人的情況、講述的對象、講述的效果等，都在附記中進行全面的記錄保留。」
在段寶林的理論體系中，民間文學的「立體性」，還體現在「同一個故事可以有大量異文」這一特點上。「民間文學作品往往有多種異文，而每一種異文都是它的一個側面。眾多異文的總體構成了一部立體的作品。」段寶林認為，只有全面了解各種異文，才能對一個民間文學故事有更為深刻的理解。
在1981年舉辦的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年會上，各國學者集中搜集了300多個「灰姑娘」故事的異文，最後各國學者都認為來自18世紀意大利的一篇異文是這個故事的最早版本。「後來，我在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中找到了一個灰姑娘的故事，名叫葉限。不叫Cinderella，比西方早一千多年。」
伴隨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老一輩民間藝人和非遺傳人的陸續離世，許多民間文學和民俗藝術也日益面臨「被歷史遺忘」的風險。為此，段寶林於1994年在中國民俗學會提出進行全國民俗普查、編纂一套《中華民俗大典》的想法。但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研究談何容易，常年的田野調查、細密的基礎功夫，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學術產出，都令學界同仁們望而卻步。
但強烈的學術使命感讓段寶林堅持了下來。他帶領學生深入田間地頭，用最原始的方法採集大量一手資料，為搶救式發掘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寶庫做出了重要貢獻。如今，《中華民俗大典》的《北京卷》《甘肅卷》《廣西卷》《廣東卷》《澳門卷》等均已在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上海卷、雲南卷、內蒙古卷等十幾卷也已經完成，等待出版。
「《中華民俗大典》最終的理想形態，當然是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特別行政區）都能有自己的一卷。」段寶林特別提到，香港是中國走向世界的窗口，它與很多國家都有聯繫，充滿着多元的文化底蘊，因此，香港的民間文學和民俗研究一定是非常有特色的。「我非常希望能有學人願意投身於搜集整理香港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事業當中。」
段寶林還提到，中國的民間文學與民俗學是中國文化的寶貴財富。香港則可以通過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形式，助力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走出去」，讓中國文化更好地發揚光大。「我堅信：在這方面，香港大有可為，香港的有識之士大有可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香港文匯報記者：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區別是什麼？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作用是什麼？
段寶林：在我的講義裏，第一講就是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的不同。民間文學是口頭創作，是作家文學最古老的祖先。因為文字才有3000年歷史，而民間文學已有上萬年。它不斷地發展，內容非常豐富，很值得學習。所以我的教材就把這些好的作品盡可能地搜集起來，講給學生。過去大學的民間文學課主要講理論，學生都不願意聽，我以講作品為主，學生很歡迎。
從李白、杜甫，到吳承恩、曹雪芹，中國的大作家們都很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中國所有的文學體裁，比如詩歌、小說、戲曲等，也都是從民間文學當中首先被創造出來的。後來，作家們學習了之後，才成了作家創作的文學形式。比如《楚辭》，在屈原之前幾百年，就已經有楚辭的形式了。甚至早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就已經有了楚辭的曲調。因此，屈原完全是在民間文學的基礎上進行創作的。
翻開文學史，不難發現：凡是最重要的古典文學作品，都是在民間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或者受到民間文學很大影響。此外，民間文學是「活的文學」，它活在人民的口頭上，而且它還在不斷地發展。所以，它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學，就像民歌、民間故事、藏族史詩《格薩爾王傳》。特別是史詩，在作家文學裏面是沒有的，只有民間文學才有。所以我覺得民間文學非常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比西方及前蘇聯的研究，您的理論突破有哪些？您提出的「六維立體思維」理論為文化研究方法論帶來哪些啟示？
段寶林：從亞里士多德開始，西方文藝理論就認為，喜劇是對壞人物的模仿、對有缺點的人的嘲笑。但是我研究中國民間文學發現：我們的阿凡提，他不是愚蠢的，而是聰明的；也不是邪惡的，而是正義的。為此，我寫了一篇文章，專門批判西方的這項文藝理論。歐洲學者看到後，都非常驚訝並且深表認同。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的主席、一位芬蘭的教授直接提出「看來歐洲學者有很大的局限性，以後我們要多到東方國家開會」。1996年，國際民間敘事研究會成功在北京召開了一場學術研討會。
當年，我考揚州中學的時候，作文題目就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我一直特別重視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上大學後，我首先學習馬克思、恩格斯是怎麼做研究的，我很受啟發。我發現：他們並不是純粹鑽研理論，而是從具體的話題入手，再得出理論。所以我一開始就重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學習他們的科學方法。研究理論一定要從事實出發。
托爾斯泰晚年寫過一本《藝術論》，他提出藝術是交流感情的工具。我認為這個很好。但是當時流行的理論就批評托爾斯泰，並且認為文藝既交流感情，也交流思想。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因為這種理解造成了公式化、概念化。文藝的內容不只是思想，更重要的是感情。還有文學理論家認為，感情和情緒是一回事。但在我看來，感情和情緒是不一樣的。情緒是抽象的，比如喜怒哀樂。而一種情緒落實到具體對象，才能談到感情。所以我強調「立體思維」，也就是必須要根據思維的對象和不同的情況，才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認為民俗的哲學本質是什麼？請分享一下您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的經歷。
段寶林：原來西方學者一直認為民俗是歷史殘留物，也就是從原始社會一代代傳下來的歷史殘留。但我認為，這固然不錯，但是在流傳過程中，民俗是發展的，是按照「美的規律」不斷創新的。那些對生活有用的民俗，就會被傳承和發展；那些落後的民俗，就會被歷史淘汰掉。所以我認為，「民俗就是當時當地的人認為最符合他們需要的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概括地說「民俗就是一種生活美」。這種「生活美」不是抽象的，它兼有地區性、時代性、國際性。
我到過西藏兩次，去過黑龍江三次，全國各地到處跑，我喜歡跑。我覺得活在民間的故事特別生動。特別是要找一些會說故事的人，讓他們講起來。就像朝鮮族有一個老太太，叫金德順，她講故事，幾天都講不完，講得特別好，後來出了一本書《金德順故事集》。所以，民間文學一定是活在民間，民間的智慧是非常豐富的。如果沒有民間故事，也不會有作家小說，它就是作家文學的元祖。
中國民間文學有上萬年的歷史，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文化是最古老的文化，這確實是我們中國文化一個很大的特點。當然我們也不能故步自封，也要分清楚精華和糟粕，要不斷發展。中華文化在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它是一以貫之、不間斷地發展下來的。為什麼它能夠連續不斷？因為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是統一的、團結的。這是很了不起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覺得港澳民俗學研究的現狀如何？
段寶林：香港受到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影響，它的民俗很有自己的特點。目前，商務印書館已經領先出版了《中華民俗大典·澳門卷》。香港也可以其為參考，充分進行調查研究，迎頭趕上，從而完成自己的民俗調查和研究的歷史任務。目前，這方面還是一個學術空白，希望香港學人急起直追。
如果香港的有識之士願意參與到編訂《中華民俗大典·香港卷》的事業中來，那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為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一個很好的路徑便是由大學老師牽頭，由學生展開調查。因為他們都具備專業的知識背景和學術方法。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它跟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密切的聯繫。作為香港地區重要的人文大報，香港文匯報也是一個很好的窗口，可以通過新聞報道讓中國的民間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所以在這方面，香港大有可為，香港文匯報也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