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獅子山精神\穆欣欣
港澳兩地，一海之隔。曾經，人們只知香港，不知有澳門，誤以為「港澳」即香港。
一九四九年，媽媽家族生離四散。媽媽留在了內地，她的親姐姐（我姨媽）到了香港，兩人分隔兩地，長達三十年沒見過面。
一九七九年，姐妹倆都已是各有家庭的中年人。姨媽首次從香港到北京，為的是和我們一家會面。彼時我們還在東北生活，全家人坐火車去北京是大新聞。
那天我們比姨媽先到北京。父母算準時間帶領我們往華僑大廈去。因為自首都機場發出的民航班車終點站是華僑大廈。姨媽從香港坐飛機來，抵京時間是晚上。那時普通人尚不能自由出入像華僑大廈這樣的高級賓館，我們全家只能站在門口等候。不知等了多久，我們終於看到從機場班車走下來的、我那未曾謀面的姨媽。只見姨媽走近我媽，喊了一聲「妹妹」，便再說不出話來。我對那一夜的北京記憶，是一對分別三十年的姐妹見面抱頭痛哭的情形。
二○二四年六月，姨媽以九十一歲高齡在香港辭世。在她離開這個世界的前一天，我們帶媽媽到醫院告別。病床上的姨媽氣若游絲，最後一次喊「妹妹」。
媽媽常說，她們姐妹緣淺，注定此生聚少離多。在完全見不着面的三十年間，姨媽和我媽一直靠寫信維繫親情。從小我就知道，除了在大連的奶奶外，還有在香港的姨媽，是很親的人。我不知道香港有多遠，但香港之於我，卻從不陌生。
那是「從前慢」的日子。姨媽總會定期來信，信封上貼有英女王頭像的郵票。父母和我們一起讀信。我的閱讀除書本之外，也包括讀讀姨媽的來信。在同齡孩子眼中，我會看信上的「大人字」，彷彿是一種「特異功能」。姨媽在和媽媽往來的信中，敘的是人間煙火的家常、小民百姓的悲歡。
我們還不時收到姨媽寄來的日用品及食品。記憶中父母還用「僑匯券」，買到特供商品，像茅台酒和電視。
媽媽的親人很少，她一直把婆家當娘家，常把姨媽寄來的港貨拿回大連奶奶家。有一次，她在奶奶家煮香港咖啡。奶奶住的是平房，進門就是燒柴火的大灶台，一口大鍋裏，貼餅子溜邊兒是日常飲食。媽媽就在這樣的灶台上煮咖啡，用搪瓷茶缸分給大家，土洋結合。奈何眾人喝了一口就紛紛吐出來：「苦死了，這玩意兒比中藥還苦！」
我最喜歡香港的零食：棉花糖、瑞士糖、朱古力，還有我們從未吃過的芝士圈，那時的包裝和現在的膨化食品無異。我們打開一嘗，芝士圈是鹹的，一度懷疑它是不是零食？因為其他零食都是甜的。
姨媽初到香港的經歷，我只能從看到的香港記憶資料中想像。因為姨媽甚少提及過往，表姐說，儘管過了很多年，姨媽每提及家族中那些離散的親人，還是會流淚。
我僅有的記憶是姨媽說她初到香港時，為了找工作，走遍港島，鞋底破了，就再在鞋底墊上一層紙盒皮。我還記得姨媽有一雙柔軟好看的手，手指修長。為幫補家用，這雙巧手曾為人家織過毛衣，還曾為金庸謄寫過文稿。姨媽靠這雙手和姨丈一起打拚出一片天地，上世紀六十年代家境漸好。姨媽家中五個兒女，加上遠方的我們姐妹三人，姨媽其實撫養了八個孩子。姨丈姓徐，好交友、仗義疏財，是中日混血。我只見過姨丈一面。
香港人喜歡說「幫你是人情，不幫你是道理」。我們從內地到澳門，一直有姨媽照拂。既非「人情」，也非「道理」，而是恩深義重，山高水長。
我自嬰兒時期身體便不好，過敏體質連帶着味蕾一起敏感。有一段時間我情願喝米湯也不喝奶粉，這可急壞了媽媽。姨媽知道後，為我從香港寄奶粉，長期供應。奶粉牌子「力多精」，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電視裏看到「力多精」奶粉廣告，倍感親切。
一九七九年，姨媽和我們全家在北京，去看天安門，逛故宮、頤和園、動物園等地。在和平門的全聚德總店吃烤鴨，遇見西哈努克親王──那個新聞裏常常出現的名字；還在金魚胡同吉祥戲院觀看京劇《楊門女將》（電影版原班人馬陣容）。媽媽帶我和姨媽住在吉祥戲院附近的和平賓館（至今仍在）。爸爸不想讓姨媽多花錢，婉拒姨媽的好意，帶兩個姐姐住在普通旅館。和平賓館的房間是標準間，有兩張彈簧軟床，姨媽睡一張，我和媽媽睡一張。第一次睡這種無遮無攔的高床軟枕，夜裏我從床上掉到地上，又爬回床上接着睡。我從挑奶粉喝的嬰兒長成挑食的兒童，每天面對和平賓館的飯菜，我只吃一道「拍黃瓜」，在旁大快朵頤的兩個姐姐看我的眼神滿是嘲笑。
那次姨媽為了能盡可能地多帶東西給我們，甚至出錢請一位朋友同來。那次她帶的東西，大至電器、手錶、衣服，小至零食甚至還有電子遊戲機。我對外表好看的罐裝可口可樂最感興趣，但喝起來像肥皂水；反倒是像一塊香皂的紙包裝維他奶，味道卻出奇地好。
回港後姨媽啟動了申請我們移居香港的手續。那時每天的赴港名額極其有限，眼看全家移居香港是不可能了，姨丈出主意改申請來澳門。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澳門」兩個字。一九八○年底，我們乘京廣線鐵路抵達廣州。我暈車，在廣州到拱北的汽車上吐了一路，神情恍惚地從關閘走進澳門。我們抵澳十天後，姨丈在香港去世。
姨媽和姨丈代表着上世紀中葉南來香港的人們，獅子山精神根植於他們身上。藉此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九周年之際，願獅子山精神不因歲月而褪色，薪火相傳。祝福香江長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