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壇動靜/從各自發展到深度融合 《鏢人》編劇陳大利見證CEPA 23年港片北上嬗變
2026年上半年內地電影市場總票房已經突破170.3億元人民幣，其中香港電影《鏢人：風起大漠》《寒戰1994》躋身內地上半年電影票房TOP10，《鏢人：風起大漠》（下稱《鏢人》）更是以14億元人民幣票房的亮眼成績，拿下內地市場上半年度票房季軍。
自2003年CEPA協議落地以來，香港電影北上之路幾經起伏，經歷了從初期自帶光環的輝煌，到中途票房口碑遇冷的失落，再到如今深度融入內地市場、穩步扎根發力。《鏢人》的編劇之一陳大利，正是伴隨CEPA成長發展的一代。日前陳大利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從《鏢人》的創作過程，回望過去20多年的職業發展，分享兩地合拍片的合作差異、行業現狀，以及AI技術對影視行業的顛覆性影響。\大公報記者 徐小惠
電影《鏢人》最終取得14.42億元人民幣票房的成績，令很多人都長舒一口氣，雖稱不上大爆特爆，總算保住了華語武俠片的一片陣地。「其實電影正式上畫之前的市場形式並不是特別好，但是上映後有一部分觀眾真的好鍾意，最終憑藉口碑慢慢將票房追上來，作為編劇之一都感到十分驚喜。」
編劇團隊橫跨內地香港台灣
《鏢人》的編劇團隊橫跨內地、香港、台灣三地，劇本由三地編劇分三階段接力創作、分工協作完成。陳大利提到，劇本最開始由內地編劇楊子處理，而後又交到台灣編劇蘇照彬手中。「我和俞白眉差不多是同一時間進入（這個項目）的，可能我會比他再稍微早一點，大概是開機前半年左右，然後我們兩個合作的過程中是由俞白眉來主導的。後面劇組開機之後由我來跟組，在拍攝現場對劇本再做一些調整。整個過程是非常集體創作的。」
與俞白眉的搭檔配合，讓陳大利感受到兩地兩種不同創作風格的友好互補。「比如我寫的劇本會口語化一點，他寫的劇本會比較古文一點，同時帶一點方言。」二人在故事創作層面，思路亦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漫改作品在影視化過程中常常面臨忠於原著和創作發揮之間的平衡，「比如我覺得原著漫畫好精彩，所以我會盡量去保留原著漫畫的精神面貌，而俞白眉老師更擅長創作一些原創的人物和橋段，在原著精神的基礎上對故事做進一步的延伸。」他舉例說，電影中新加入的人物陳十九，就對知世郎的人物力量做了很好的補充說明，這個改編讓他覺得十分恰當。二人的配合讓劇本在合乎電影表達框架的同時又避免了魔改的可能。
在陳大利看來，《鏢人》是個十分靈活的劇組，「比如電影中于適扮演的豎，在最後和吳京扮演的刀馬返去救援的時候假扮知世郎，這個情節是導演八爺（袁和平）現場改動的，當時都會擔心是否有原著粉絲不接受，但是電影出來之後不少人都覺得這樣改不錯。」他提到，在《鏢人》劇組的拍攝經歷令他深刻感受到當前內地電影產業工業化、體系化程度之高，流程規範、分工精細本身是好事，但也帶來一定程度的不便，流程層級繁雜，一旦需要臨時調整劇情、場景或細節，溝通鏈條冗長、調整成本偏高，現場靈活性不足。而這正是香港影視團隊的核心優勢︱靈活應變、高效調整，能夠快速適配拍攝中的各類突發問題，與內地標準化工業體系形成互補。《鏢人》電影的核心創作成員是吳京和袁和平，袁和平自不必講，吳京也是拍攝香港電影出道，在香港待過很多年，他的創作風格都帶有香港電影十分靈活的特點。可以說，《鏢人》的整個創作過程，體現出內地工業化體系與香港創作靈活性的有機融合，是CEPA簽訂23年來兩地合拍模式日漸成熟的體現。
「我們需要融入內地拍攝模式」
從《葉問》系列到《西遊記之大鬧天宮》再到如今的《鏢人：風起大漠》，陳大利入行之初適逢CEPA簽訂，個人職業生涯發展幾乎與港片北上之路重疊。「我2003年畢業，剛好是CEPA簽訂前後，那時候我不知道哪裏是橫店，第一次去橫店，有街道是沒有燈的，現在當然變化已經和當時好不同。」而今次《鏢人》是他第一次北上到內地進行較長時間的工作與生活，「最開始的《葉問》當時雖然也是合拍片，但是主要由香港團隊主導，我在香港寫劇本。後來參與《大鬧天宮》創作的時候，兩地創作者對於經典名著的改編方向不太相同，內地的創作者會從更加古典文學的方向入手，和香港的文化比較難結合，這個組當時雖然從工作人員的數量上來講內地的比較多，但是整體創作仍舊是香港團隊主導。這次《鏢人》確實不同。年代不同了。內地現在進步太快，在電影製作和創作上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現在是我們需要融入內地電影拍攝的模式。」陳大利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