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港聲】AI倫理治理的中國方案
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最近在北京參加一個AI創業論壇，遇到一位從香港過來的年輕朋友阿傑。他帶着一個用大模型做的法律文書AI助手，想在內地找合作。聊到一半，他突然有點擔憂地問我︰「聽說內地現在AI要過倫理審查才能上線，會不會很麻煩？會不會又是一個『門檻』？」我給他倒了杯茶，跟他說︰「你換個角度想，這不是門檻，是保護。」
為什麼這麼說？剛好5月份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有新的動態，工信部在5月啟動了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審查與服務先導計劃，十部門聯合印發的《人工智能科技倫理審查與服務辦法（試行）》也正在全面落地。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又多了一道審批」，但作為一個在內地生活了19年的香港人，我倒是從這套治理體系中，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
很多香港朋友可能會誤以為，內地有個叫「國家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的機構，像個黑箱子一樣審批所有AI項目。其實不是。現在內地的AI倫理治理，走的是一套「三級架構」︰頂層是國家科技倫理委員會做統籌，中間是地方的審查服務中心，最基層是每個企業、高校自己設立的倫理委員會。簡單說就是：國家層定規矩，地方層做服務，單位層擔責任。
這套設計其實很有中國智慧。不是用一個大機構從上往下管，而是建一張覆蓋到每個AI項目的網。比如法律AI助手，如果在內地上線，不是要跑到北京找某個部委審批，而是首先在它入駐的園區或者公司所在地，就能找當地的倫理審查服務中心做諮詢和指導。
這個審查不是讓你填一百張表等3個月，而是有一套明確的標準：你的算法有沒有歧視？數據來源合不合法？用戶隱私怎麼保護？高風險領域（醫療、司法、教育）的項目要求嚴一點，普通應用就走快速通道。
這讓我想起香港的「監管沙盒」思路︰先劃好邊界，在邊界裏給你足夠的創新空間。只不過內地這套體系的覆蓋面更大，落地的顆粒度也更細。
這次十部門文件裏寫的七條核心原則，我反覆看了好幾遍：增進人類福祉、尊重生命權利、堅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風險、保持公開透明、保護隱私安全、確保可控可信。
有了這套標準，你只要照着做，不用自己去摸索「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對創業團隊來說，這反而是降低了不確定性，讓你知道邊界在哪裏，就不用害怕哪天突然「踩線」。
這也是為什麼我跟阿傑說，這是「保護」，不是「門檻」。一個好的倫理治理體系，本質上是給創新「繫安全帶」，不是不讓你開快車，而是讓你開快車的時候更安全。
香港在AI倫理上，有兩個獨特的優勢：
第一，香港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既了解西方的AI倫理話語體系，又了解中國的實際需求。現在全球都在探索AI治理的路徑，中國這套「三級架構」的實踐，其實是很有價值的經驗。香港團隊可以做「翻譯者」——把內地的實踐翻譯成國際能聽懂的語言，也把國際上的好經驗引進來。
第二，香港在數據隱私、法律合規這些領域，有很長時間的積累。現在內地那麼多AI公司要做國際化，最頭疼的就是各國的倫理合規要求。香港團隊完全可以做「倫理服務商」，既幫內地公司做海外倫理合規，也幫國際公司做進入內地的倫理適配。
這些年看了太多關於AI的討論，要麼是技術極客說「AI能改變一切」，要麼是人文知識分子說「AI會毀滅人類」。很少有人踏踏實實地討論：我們怎麼把AI管得既能創新，又不傷人。科技再發達，最後還是要落到人身上。算法不能歧視弱勢群體，數據不能侵犯個人隱私，AI不能變成少數人牟利的工具。
科技「以人為本、智能向善」，這8個字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需要一整套制度去保障。現在內地正在搭這套制度，香港有自己的優勢可以參與進來。真正想做長久事業的人，會歡迎清晰的規則，因為規則越清晰，劣幣就越難驅逐良幣。
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AI這個前所未有的技術革命。但我相信，最後能被歷史記住的，不是哪個模型參數最大，不是哪個公司估值最高，而是我們有沒有建立起一套讓AI真正服務於人的制度。
這套制度，需要內地的實踐，也需要香港的智慧。兩地的年輕人如果能在這件事上走到一起，那才真的是「為善最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