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藍圖④ 治理與執行/建KPI體系 動態監察跟進 落實規劃，設立具約束力執行機制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已經啟動。然而，規劃編制只是第一步。過去，香港不乏各類發展藍圖，但部分僅停留於綱領性願景，缺乏真正具有約束力的落實機制，成效大打折扣，甚至淪為紙上談兵。跨部門協作壁壘嚴重，政策銜接時常斷層；公眾參與監督，又面臨專業性不足的困境。
問題出在哪裏？從「有規劃」到「有成果」，中間橫亙着一道治理現代化的必答題。多名議員和專家指出，建立KPI體系、構建動態監察、優化政府角色，是破題的關鍵。\大公報記者 林靜文 邵淑芬 李樂兒
如何確保五年規劃真正達至「以結果為目標」？工聯會會長、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尖銳地指出，規劃落地切忌紙上談兵，最核心是防止「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三拍」施政頑疾。
建務實有效體系
「五年規劃的KPI體系必須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
如何防止？吳秋北提出，必須建立務實有效的落地體系，就一些重點項目制定量化考核指標、階段性時間節點、專項責任分工。同時因時制宜，每年結合民生數據、產業進度、就業情況微調規劃內容，防止主觀決策、空口承諾、無功無責的施政弊端，讓規劃可量化、可跟進、可核查。他建議從四方面建立閉環執行機制：強化立法會跟進督導；落實節點化管理；打通規劃與施政報告的銜接機制；暢通民間反饋渠道。
吳秋北的憂慮，與立法會議員、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副主席嚴剛不謀而合。嚴剛指出，要擺脫過去「蕭規曹隨」的治理模式，徹底破解落實難題，首要前提是制定一套可量化、可追蹤、可驗收的關鍵績效指標。在可量化範疇，應設定切實可行的硬指標──經濟領域應設定GDP增幅、人均收入、財赤削減；土地房屋需細化建屋量、輪候時間、北都十年內落成比例；民生範疇則聚焦醫療輪候、教育資源、安老服務覆蓋率等目標。
「五年規劃的KPI體系必須做到『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橫向覆蓋所有政策領域，縱向分解至每年、每季、每月，形成從規劃目標到日常操作的完整鏈條。」嚴剛指出，要以指標化、節點化、清單化和公開化強化執行力，達至以結果為目標的有為施政。
KPI解決了「量化什麼」的問題，但「誰來統籌」同樣關鍵。香港過去規劃執行往往打折，很大程度源於「政策孤島」現象。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至頴指出，過去各局各司其職，整體統籌缺失。他建議設立「規劃執行統籌委員會」，對跨部門重點任務推行「主責官員制」，釐清責任歸屬。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總監水志偉也建議，要將過去「串聯式」的傳統流程，重構為「並聯式」的協同作業，確保資源與信息能在政策局之間無縫流動。
指標需要具備靈活性
「必須是一份具有動態調整能力的五年規劃。」
然而，設定了KPI，是否就萬事大吉？若指標缺乏靈活性，一旦外部環境驟變，規劃反而可能淪為僵化的「數字遊戲」。如何在「剛性目標」與「彈性執行」之間取得平衡，是另一道必答題。
嚴剛對此有深入思考。他指出，當前全球地緣政治變亂交織，保護主義盛行，各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存在極大不確定性，深刻影響着全球市場。在國家持續穩定發展的宏觀背景下，特區五年規劃必須是一份具有動態調整能力的穩步發展規劃。
他建議引入「戰略動態調整機制」──設立由特首主持的五年規劃戰略發展委員會，每半年審視規劃執行情況與外部環境變化。如遇重大地緣政治事件或國際經濟波動，經立法會適當程序審議後，可對規劃的階段性目標和實施路徑作出審慎調整。
如果說嚴剛的「戰略動態調整」着眼於宏觀層面的應變，那麼水志偉的方案則聚焦於微觀層面的持續跟進─引入年度滾動監察和中期評估機制。水志偉指出，五年規劃需透過定期監察和動態調整，確保操作性和資源配套。核心是將中長期目標分解至年度工作，與施政報告KPI機制銜接，形成連續推進的執行鏈條。
具體而言，年度滾動監察機制包括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分解五年規劃的主要任務和指標，設定清晰時間表、負責部門、資源分配，實現滾動落實；並由跨部門專班或統籌機制負責季度／半年跟進，公開進展報告。
至於中期評估機制方面，水志偉建議可在第2至3年組織階段性檢討，由特區政府主導，邀請智庫、學界、業界及立法會參與，評估成效、指標達成度及重大項目進展，同時分析環球形勢變化。評估結果轉化為修訂建議，提交行政會議及立法會，優化資源配置和政策配套。這套設計的核心邏輯是，確保規劃方向連貫，執行更精準高效。
切勿誤解行政干預
「越是新興、基建不足、協調成本高的領域，政府越應主動作為。」
從KPI設定到動態調整，技術層面的工具已漸完備。但更深層的問題是：政府角色應如何優化，才能走向治理現代化？多位專家不約而同地指向同一個答案：「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深度結合。
這並非對過去「小政府、大市場」的簡單否定，而是對政府角色的一次精準再定位。水志偉指出，「有為政府」並不等於政府取代市場，更不應被誤讀為計劃經濟式的行政干預。政府「有為」的精髓，在於方向上主動、制度上有力、風險上守底線，但在微觀經營與資源配置上，必須堅定尊重市場規律。
何時出手？何時放手？水志偉建議，越是成熟、已有市場深度的領域，政府應減少直接干預；越是新興、基建不足、協調成本高的領域，政府可以更主動作為。總括而言，政府的職責是搭建平台、築巢引鳳，後續的發展仍應交由市場競爭。林至頴也有相同感受：政府的角色應聚焦於市場失靈領域，「政府搭台、市場唱戲」，才是可持續的治理邏輯。
同樣的思路，在嚴剛的論述中得到另一角度的補充。他指出，在戰略引導層面，發揮行政主導的憲制優勢，通過頂層設計和資源配置的主導作用，以五年規劃為框架，從「守護人」轉變為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引路人」。在執行層面，充分運用市場機制的靈活性和創新能力，政府通過政策工具和制度設計激發市場活力，讓有為施政推動市場高效運作，讓高效市場反哺政府治理創新。
當政府角色重新釐定，治理格局亦需同步升級。吳秋北指出，除立法會常態化監督把關外，必須引入全社會多元力量參與全程監督與評估──政府負責頂層設計、資源統籌、兜底保障，精準解決土地、人才、政策痛點；市場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優勢，釋放產業活力、帶動創新發展；民間團體與專業人士搭建民情橋樑、開展專業把關，形成「政府有為、市場有效、社會有責」的良性循環。
公眾參與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一道專業門檻。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祥國指出，立法會一定是全面監督和評估的最重要的法定架構，但一般市民大眾難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資料、時間、網絡和興趣進行監督。他建議，特區政府在此方面尋求國家發改委的專業協助。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是一場從「被動不干預」到「主動引領發展」的戰略轉變。藍圖已繪，關鍵在於執行。要確保規劃不流於形式，就必須以KPI指標化、落實節點化、任務清單化、過程公開化這「四化」為抓手；以部門首長問責制為剛性約束；以動態調整和公眾參與為雙輪驅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將五年規劃從紙面藍圖轉化為可驗證的發展成果，讓市民在規劃落實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