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朱嘉明 抵抗AI沒有意義，必須適應改變
人文一周年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編按：去年6月，本報創辦「人文」專版，每月邀請當代知識界著名學者、重量級文化人物接受深度訪談，在觀念和思想的碰撞中，為守望文明之旅闢出一處驛亭和津渡。適逢版面創立一周年之際，本報特邀過去一年接受訪問的部分學者以「AI時代的人文精神」為主題，從各自專業領域，暢述人工智能時代下如何護持人類主體性、堅守人文價值的深入思考。在近年世界局勢風雲變幻、人心浮動價值迷失的背景下，他們的睿智與哲思，或許能起到一些慰藉心靈、清晰引路的作用。
去年夏天的香港書展，有一場題目就讓人「耳目一驚」的演講：「AI和文化革命—人類中心主義的終結」。講者是傳奇學者—朱嘉明博士，這位曾為中國內地知識界所熟知的學者，在暌違多年後，終於出現在香港公眾面前。
朱嘉明，1950年生於北京，1981年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7年中國社科院經濟學博士畢業。兒時夢想是當宇航員，考北大天文系。初二碰上文革，上山下鄉，在西藏和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知青10年。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而返回北京，由此風雲際會，登上歷史舞台，在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中扮演了特定角色：為改革開放積極建言獻策，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後來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前身），曾任河南省體改委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創建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
不過，正當盛年、時年不到四十的朱嘉明主動選擇了遠離，乘桴浮於海，就此在公眾視野中消失。2013年10月，內地一份知名雜誌出版封面報道《九號院的年輕人》，集中採訪了一批1980年代英姿勃發、活躍於中樞的少壯派改革人物，其中包括了黃江南、翁永曦等人，唯獨少了朱嘉明。
俱往矣，往事不必再說。1990年代，朱嘉明在哈佛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和美國塔夫斯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拿到MBA。2003年秋在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母校維也納大學展開12年執教生涯。退休後又在台灣大學、逢甲大學做了3年教授。教書15年，30個學期，平均每學期3門課，共90門，每門課朱嘉明都會做窮盡己能的深入研究，「只有不重複，我才有興趣和激情」。
2018年，朱嘉明終於回到北京。他將幾乎全部精力都用於研究事關未來的重大前沿問題：包括AI、區塊鏈、元宇宙、量子科技等，在內地出版著作十部。去年香港書展的演講主題，就出自當時他的最新著作《第三種存在：從通用智能到超級智能》。
一年後，本報記者再訪朱嘉明博士。過去的這一年，他潛心研究日新月異的AI技術和加密貨幣對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和衝突，又有兩本新著即將出版，一本《加密貨幣原理》，一本《AI：一場漫長的革命》。他總結說：「過去的這一年，AI在宏觀領域更深捲入到對宇宙的認識，在微觀領域徹底進入對生命信息本源的探索。我意識到自己從沒活得像現在這樣緊迫。」
採訪前朱嘉明剛從美國回北京不久，5月上旬他剛在哈佛大學做了一場有關AI的演講，題目就叫「60年變遷：從珠算到AI」，採訪自然由此開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是中國少有的對AI展開前瞻研究的學者，哈佛大學的演講中您表述了什麼觀點？
朱嘉明：題目中的這60年，是指1966年到2026年，我認為過去的60年濃縮了人類3,000年的算力歷史。我最終討論了一個主題：為什麼中國文化產生了珠算，而西方文化最終導致計算機的誕生，然後衍生出了AI？
我介紹了人工智能歷史上的兩個偉大時刻。一個是1936年，時年24歲的艾倫·圖靈提出了圖靈機理論，為現代計算奠定了理論基石。圖靈機被介紹到中國已是40年後，作為一個歷史地位在二戰之前已奠定的人，圖靈被中國人熟知卻是21世紀的事。為什麼我們知道得那麼晚？所以我提出：中國人和圖靈是一段遲到40年的相遇。另一個重要時刻，則是1956年的達特茅斯學院人工智能會議，誕生了「AI」這一術語，開啟了人類對機器智能的系統性探索，被認為是AI誕生的標誌。這個會議被中國人所了解，也滯後了至少40年。
因此在2026年，當我們站在這兩個里程碑事件的90周年和70周年節點回望歷史，其意義愈發深遠——我們正處於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轉折點，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實現被廣泛預測將在未來數年內到來。站在技術奇點的邊緣，回望歷史的火種，既是對先驅的致敬，也是對未來的審視。
我講了一個觀點：算盤和計算機、人工智能的差別到底在哪？要解決信息問題、數據問題，靠人還是靠機器？要靠人，這三條完全避免不了：第一，人必然會犯錯，而只要程序正確，機器可以不犯錯；第二，是人就會疲勞，機器不會疲勞；第三，更重要的是人需要協作，機器未必需要協作，人要受各種社會和其他人文條件的影響，機器不會。所以，機器必然勝出於人，這也是算盤會被淘汰的原因。
現在絕大多數人都講人工智能有什麼缺陷，比如不人性化，不能解決人的情緒問題等。總而言之，現在人們批評人工智能主要是基於人的立場。而我要強調的是，人工智能之所以能替代人類，原因正是人工智能在極大程度上摒棄了人性的所有弱點。這是個很要害的問題，是人和人工智能的本質差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訪問您時，主題也是AI，但似乎沒今天這麼有緊迫感。這一年來AI領域出現了哪些變化？
朱嘉明：從去年到現在的一年裏，人工智能的發展突飛猛進，最大的進展，是發現人工智能正全方位地替代人類。AI替代人類思考、推理等各項能力的面積，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張。比如去年6月還沒有龍蝦AI （OpenClaw），現在龍蝦已席捲世界；去年的GPT還在4.5時代，現在已進入5.5；去年科學家還認為可以駕馭人工智能，今年世界上最大牌的數學家已經說他沒有能力跟上人工智能的發展。
一年前的AI和現在比較，已有三大差別：第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質量上和深度上更加成熟；第二，人工智能代理已接管人類所有領域；第三，人工智能已全面進入到基礎科學研究領域，所有的科學思想實驗（包括社會科學），都可以在人工智能設計的特定場景下完成。可以說，這一年人工智能在宏觀領域更深捲入對宇宙的認識，在微觀領域已徹底進入對生命信息本源的探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意識到自己活得從沒像現在這樣緊迫，我感受到人工智能正對76歲的我進行全面改造。去年咱倆談話時還沒這樣的壓力，沒這麼強烈的感覺，這都是近一年中出現的，人工智能已經侵蝕到所有領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既然AI的發展已是時代趨勢，無法阻擋，作為未來學家，您認為AI對中國、對世界意味着什麼？世界做好準備了嗎？
朱嘉明：到今天為止，能把AI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國家數量非常少。不像工業革命可以波及到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有國家或早或晚都會完成工業革命，人工智能的發展不是這樣。AI發展現在全世界主要是三個區域：北美，以美國代表；歐盟；亞太地區，主要是中國，包括中國的台灣地區，以及日本加一點韓國。
為什麼人工智能會把絕大多數國家排斥在外？因為第一，需要巨額、天量、無限的資本；第二，需要有相當強的工業基礎和互聯網基礎；第三，需要有一流的人力資源。同時具備這三個條件的，目前看就是美國、中國加上歐盟部分國家。這就形成了一種非常特殊的三方面組合：國家，加上AI企業，再加上科學家，構成了現在國際AI競爭的基礎。
世界各國都試圖協調對人工智能發展的治理，問題是所有的治理都是滯後的。比如大家都在討論最新治理方案，可等到準備推出時，人工智能已經不知又跑到哪裏了。所有的治理都面臨着刻舟求劍的困境。另外就是博弈論說的，事實上所有國家都不願意控制AI的發展，有點像核競爭，並不存在能夠跟上人工智能發展的AI治理的全球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是站在最前沿思考AI問題，一般人談到AI時會想它已能代替文秘、翻譯等基礎工作了，在美國聽說大廠已不招收低級程序員，因為AI可以寫代碼。普通人怎麼面對這個浪潮的衝擊？
朱嘉明：確實，目前面臨挑戰最大的，是將要畢業和已經畢業的中青年。對他們來講，AI不能逃避，因為AI不是工具，AI本身就是一個經濟形態，代表了一個時代。但和很多人的想法不一樣，AI真正衝擊的，首先還不是勞動階層，而是知識階層；不是普羅大眾，是精英。並不事關一般老百姓，而事關決策階層。比如從俄烏衝突中已看到人工智能對軍事的影響，無人機實際上就是AI控制的飛行器。再比如諮詢行業，有過無比輝煌的時代，諮詢報告昂貴得不得了，像麥肯錫公司，現在誰聽它的？AI瞬間完成的報告，就速度、質量和成本而言，應該普遍超越傳統人力模式。還有醫療革命，過去的製藥公司，成本很大程度上消耗在藥物不同階段的試驗上，現在的新藥開發周期已從10年縮短到幾天。製藥公司已完全失去成本坐標，企業組織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間階層基本要被砍掉。阿爾茨海默病的攻克，我認為已是指日可待。所以，這次AI革命，革的首先是白領精英階層、具有決策地位的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命。比如一個企業的決策，過去是開年會，以年為決策單位，或者月會，最差也是周會，現在則要求每分每秒進行，人就完全跟不上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您看到了這個變革趨勢的出現，能給出改進的建議或辦法嗎？
朱嘉明：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是呼籲改革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和AI時代的矛盾衝突，每時每刻都在劇烈進行。在我看來，現在的孩子從高中到本科的7年時間，所學的大部分知識完全可以通過AI完成。只要方法得當，學習速度可以提高70%以上。7年14個學期的內容，最多四個學期就完成了。孩子們完成高等教育的時間，可由現在的二十四五歲提前到20歲。這是釋放人類智力資源最重要的事，換句話說，AI可以解決人力資源的空前浪費。當然這對教育制度的變革是翻天覆地的，所有的教授也好，官員也罷，都必須適應改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去年請教過您有關「奇點」的問題，長遠來講AI對人類會是災難嗎，還是說人類可以駕馭利用？
朱嘉明：我對「奇點」的觀點和十來年前相比沒有變化。原來主流是認為奇點將在2045年前出現，全面實現通用人工智能（AGI），現在看來這個時間要提前，大概未來五年內有根本性突破將沒有懸念。此後人類將從主導人工智能變成依賴人工智能。這對人類到底是災難還是福音？確實難說。有人認為它有很多積極作用，也有負面影響。這也要具體分析，比如AI對藝術的影響到底是正面還是負面？有一點特別清楚，就是人工智能打破了精英在所有領域的壟斷。比如過去你能拍電影，很牛，現在人人可以拍電影；你過去寫詩歌，現在人人都能寫詩歌；你過去能寫短小說，現在人人都能寫短小說。AI加速了人類社會在所有領域的平等化、平民化。將來AI文學家、AI藝術家、AI科學家都會湧現，知識產權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這種趨勢未來五年將加劇，更加天翻地覆。
香港文匯報記者：如果AI最後對人類是個災難，那人類現在還可以阻止或者消滅它嗎？比如完全斷電？我想科學界肯定討論過這個問題。
朱嘉明：這些年圍繞人工智能爭論的一個核心問題，是人工智能其實早已不只是工具，更是一個有智能的主體。人類現在已沒有辦法殺死它，AI已經植入到人類所有算力和算法的基因中。除非人類選擇和能夠重新倒退到新石器時代，或者地球不存在了，進入到宗教意義上的人類末日。不然將來人類和AI就是會慢慢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博弈關係，這個博弈在可見的未來十年不會有結局，過程也會變得越來越紛繁複雜。
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如果AI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科學界能做什麼，比如美國考慮好如何應對了嗎？
朱嘉明：美國今年公布了一個「創世紀」計劃，美國決定把人工智能發展作為超越曼哈頓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一個方案，要點是把國家資源和現在主導全球人工智能的七大企業結合起來，以國家之力將AI鍛造成國家重器。這是美國的選擇，中國也有自己的選擇。在2026年，地球存在AI的「兩套體系」已是既成事實，供給側分流明顯，需求側也在分化，一邊是豆包/千問/DeepSeek/Kimi，一邊是GPT/Gemini/Claude，主軸是「平行加深」，交叉點會更多、更密集。中美在AI領域是競爭關係，也是互補關係，競爭將使全世界都成為AI的受益者，直接享受競爭帶來的成果。我要說，AI代表了一個時代的到來，對這個時代潮流，應該採取開放、樂觀的態度，而不是消極抵抗，抵抗沒有意義。
最後，我呼籲人們關注AI對電力和水資源的消耗，能源和水是AI議題裏最實在、最可量化、也最有現成應對工具的一個議題。AI的進一步發展，始終需要解決「誰承擔成本、誰享受收益」的問題。技術製造贏家和輸家，最終要通過制度縮小社會不公正的差距，AI的未來決定於AI對絕大多數人的回饋，以及是否形成可持續的AI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