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青年被刺身亡 警察執法偏袒有色人種 英「色盲政治」異化 反向種族歧視泛起


  去年12月,23歲英籍印度裔錫克教徒維克拉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連續5刀刺向18歲波蘭裔白人英國青年亨利·諾瓦克(Henry Nowak),致命一刀刺穿其胸腔,割裂肺部與鎖骨下靜脈,致亨利胸腔積血1,200毫升。警方到場後,迪格瓦隨即捏造謊言,聲稱亨利先對其進行種族辱罵、撕扯錫克頭巾並率先施暴。即便亨利渾身是血癱軟在地,並先後9次清晰呼喊「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警察仍未核查現場證據,單方面採信兇手說辭,反將重傷的亨利戴上手銬押往警局,亨利被運到警局僅兩分鐘後死亡。半年後的今年6月2日,警方執法記錄儀原片遭內部人員外洩,震驚全英,民間湧現「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ves matter too)」的抗議聲浪,並上街呼喊「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聲援已死亡的亨利。事件赤裸裸揭開英國過去倡導的「無視膚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色盲政治」(colour blind politics,亦稱「無種族意識政治」)早已偏離多元包容初衷,異化為有色人種優先、少數族群違規免責的隱性反向種族歧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裴軍運

  2025年12月3日晚,在英格蘭南安普頓大學校園外圍人行步道,18歲英國公民亨利結束足球校隊團建返程,酒精含量遠低於酒駕標準,屬無醉酒狀態。據英國《經濟學人》等西方媒體報道,亨利路過迪格瓦時,僅以略帶戲謔的口吻評論迪格瓦外露的巨型匕首,並問他「你是壞人嗎?」隨即拿出手機拍攝刀具,迪格瓦抓搶亨利的手機,雙方爆發扭打。扭打過程中,迪格瓦拔出匕首,連續5刀刺向亨利身體。

  顛倒黑白的現場處置

  迪格瓦隨身攜帶一把21厘米單面開刃刀具。持刀刺傷亨利後,他既未施救,也未撥打急救電話,反而近距離用手機拍攝倒地抽搐、口鼻溢血的亨利,其間僅整理自身錫克頭巾。

  兩名南安普頓巡警抵達時,亨利已虛弱得無法自主抬頭,多次清晰呼喊「I can't breathe」,聲音近距離可聞。按照英國警務規範,暴力傷亡現場應優先開展急救、呼叫救護車、控制行兇者,最後再錄取口供,但兩名警員完全顛倒處置流程,第一時間聽取迪格瓦的單面說辭。

  迪格瓦捏造證詞,宣稱亨利率先使用印巴種族歧視詞彙Paki(巴基佬——《經濟學人》報道),撕扯其錫克頭巾並主動發起襲擊,自己行兇屬合法自衛。警員未核查迪格瓦的身體與衣物,而其身上並無任何搏鬥擦傷,警方卻直接將亨利認定為施暴者,還按壓在亨利的致命傷口處將其雙手反銬。

  轉運途中,亨利意識逐漸渙散,隨車警員始終未啟用車載急救設備,也未協調醫療綠色通道。車輛抵達南安普頓南區警局後,亨利經搶救無效宣告死亡。

  案發後半年,南安普頓警方全盤採信兇手口供,將案件定性為白人男性因種族挑釁引發互毆,並封存所有執法記錄儀視頻。6月2日,英國警務獨立監督機構IOPC的內部督察不滿警方包庇行為,對外洩露完整現場視頻,畫面隨即在社媒快速傳播,引發巨大輿論震動。

  從「色盲政治」走向執法偏袒

  「色盲政治」曾被《經濟學人》多次引用,並加以闡釋:公權力在立法、執法、司法與公共資源分配環節,應剝離膚色、族群、宗教等身份標籤,僅依公民個體行為與法律條文判定權責,反對無邊界的族群差別化補償與族群特權免責。其底層邏輯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核心要求為公權力「不看膚色、只看行為」。在針對亨利案的專題報道中,《經濟學人》使用 colour‑blind policing(色盲式執法)一詞,批評英國警隊因過度畏懼種族歧視指控,放棄種族中立原則,養成優先採信少數族裔種族投訴的避險執法心態,催生人們所說的反向歧視與司法不公。

  英國2010年出台的《平等法案》是「色盲政治」的立法基石,法案原則上禁止所有公共機構基於種族、膚色、宗教,實施正向與反向區別對待,僅保留有限的歷史弱勢族群積極平權例外。但2020年美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傳入英國後,英國警務系統同步修訂內部合規行動手冊,明確否定「無視膚色」的中立執法思路,制度層面背離「色盲政治」的核心內核。

  警方文件出現識別膚色執法描述

  據BBC報道,英國警察局長理事會(NPCC)2025年3月發布《警務反種族承諾》(Anti-Racism Commitment),文件明確寫道:「反種族主義並不意味着對待所有人『一視同仁』或『視而不見』。我們必須積極主動地解決種族差異,認識到歷史遺留和結構性不平等。」該文件提出,警務工作需結合不同族群的處境與需求開展差異化處置,其初衷是糾正歷史上弱勢族群遭遇的執法不公,卻客觀上捨棄了英國傳統「色盲政治」的中立原則,標誌着官方執法導向發生轉變:執法不再堅持無視膚色、單以行為定責,轉而在處置環節主動區分族群背景。

  在亨利命案當中,長期受這類政策與職場氛圍影響,前線警員形成固有預設:認定白人擁有結構性特權,少數族裔屬弱勢群體。一旦衝突中少數族裔指控遭遇種族歧視,警員出於避禍心態,往往跳過客觀證據查驗,先入為主採信單方說辭。亨利案兩名巡警的失當做法,正是這一執法環境下的典型表現。

  警員擔心處理種族相關案件犯錯

  英國議會在1月27日的辯論中,有議員坦言,數十年來警方遲遲未打擊相關族群性侵團夥,只因害怕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籤。議會同時指出,在涉種族議題的警務工作中,普遍存在過度謹慎的文化(a culture of over-caution):即便執法行動合理,警員也顧忌對少數族裔嫌疑人採取強硬手段後,遭到種族主義的指責。英國警務獨立監督機構IOPC在2024年11月發布的種族歧視相關報告中也承認,部分警員懼怕在涉種族案件中出現失誤、被質疑存有偏見,前線人員普遍畏懼投訴與被貼種族主義標籤。

  另據《每日電訊報》報道,有基層警員直言:「懼怕處理少數族裔嫌疑人,因為一不小心,就要搞DEI培訓(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共融Inclusion)。」長此以往,前線警員逐漸形成避險思維,對少數族裔刻意放寬執法尺度,以此規避職業風險;若堅持一視同仁、嚴格執法,反而容易遭到投訴、輿論攻擊與內部處分。

  亨利案發生後,涉事警員在內部問詢中坦承,當時現場處置的首要考量就是避免被指為種族主義者,因此優先採信少數族裔一方的口供。這一案件清晰反映出,英國執法領域的「色盲政治」已實質失效。公權力不再堅持無視膚色的中立原則,反而依據族群身份區分執法寬嚴,形成隱性反向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