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談巷議】從太古城悲劇看管教與支援不足
劉韋瑋 資深傳媒人
太古城廬山閣日前發生一宗令人心碎的母女墮樓慘劇。一場關於功課管教的爭執，竟在短短十小時內，先後奪去了一位48歲母親與其12歲女兒的生命。這宗慘劇不僅令全港市民感到悲慟，更使人對現行香港教育、家長面對的家庭壓力及當局危機處理機制重新檢視。
首先，我們不得不正視本港教育制度與家長心理的矛盾。在競爭激烈的社會，父母希望為孩子未來打好基礎，然而，當這種「望子成龍」的迫切感轉化為過度嚴苛的功課壓力時，往往適得其反。孩子在成長過程中，若未能諒解父母，而是不斷面對「捍衛自我」與「服從管教」的拉鋸，情緒爆發便成了遲早的事。
事件中的母親生前是一名社署社工，她每天都在為他人排難解紛，卻在自己的家庭問題面前陷入絕境，這或許正反映出「能醫不自醫」的困境：高壓的社工工作本身已令情緒透支，回到家中面對子女的學習問題，積壓的壓力若無法紓解，一旦「火星撞上地球」，專業知識也難以壓制那一刻的情緒崩潰。
更令人質疑的是事後危機介入機制。12歲的女童親睹母親墮樓，這對於任何年齡的人來說都是毀滅性的創傷。事發後，女童雖經醫生、護士、社署社工及臨床心理學家的評估，卻在回家短短15分鐘後便隨母親而去。這15分鐘，成了制度上永遠的遺憾！我們必須反思：現行的心理評估機制是否過於機械化？在如此巨大衝擊下，僅僅在醫院進行短暫的安撫與「風險評估」，是否足以應對隱藏在內心深處的輕生念頭？一個剛剛失去母親、親歷現場的孩子，為何仍被允許回到那個充滿創傷記憶的家中？是專業評估低估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爆發力，還是支援系統在面對極端個案時顯得過於僵化？
逝者已矣，但留給世人的教訓是沉重的。這不單是一個家庭的悲劇，更是全社會的警鐘。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學校功課是否過量，家長教導方式是否需注入更多共情，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全面檢討危機後的支援程序，確保類似的「救人漏洞」不再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