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人物志 ⑤】/王芸生\李春陽
王芸生一九○一年生於天津，幼讀私塾，十三歲起在茶葉店、布店、木材店做學徒，把《史記》《漢書》讀得捲了角，為了做打字員，還自學了英文。一九二六年，他先後加入國民黨和共產黨，是特殊年代裏極少數的跨黨黨員。因為與張季鸞打筆仗，受到張季鸞的注意，一九二九年加入《大公報》，到一九六六年止，在《大公報》工作了三十七年。一九四一年張季鸞去世後他接任總編輯，主持《大公報》編輯業務。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季鸞和胡政之決定在《大公報》設立新的編輯方針——明恥教戰。「蓋使國民仰漢唐之盛，悲今天之衰，亦以證明中日文化淵源之深厚，而責日本凌壓中國之暴殘。」指派入館不久的王芸生收集資料，梳理甲午以來的中日關係史。
王芸生稱自己從那時起「史運亨通」，他奔走於平津之間，遍查故宮博物院和北京圖書館的文獻史料，拜訪歷史學者袁同禮、王希隱等，曾擔任駐日公使的李盛鐸，亦向他提供重要的史料。這項研究計劃始於一八七一年《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準備寫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整整六十年，定名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內容寫到一九一九年時，因報社事務繁忙，暫為擱筆，實際寫出的部分計四十八年，王芸生為此付出了心血。
兩年多時間中，它在《大公報》上連載，後由《國聞周報》轉載，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王芸生此後被視作中日問題專家。日本人很快將此書翻譯成日文出版。一九三四年國內出版了單行七卷本，近兩百萬言。蔣介石讀後，邀請王芸生赴廬山授課。《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也傳到了延安，成為毛澤東的案頭參考。史學家劉大年說，「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於世，為人們所知。書名標舉中國與日本，實際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廣泛的範圍。」
一九四二年中原饑荒，河南災民三千萬，《大公報》派出記者入災區採訪，《豫災實錄》發表後，王芸生撰寫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質問「河南的災民賣田賣人甚至餓死，還照納國課，為什麼政府就不可以為徵發豪商巨富的資產，並限制一般富有者『滿不在乎』的購買力？」社評發出後，蔣介石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復刊後的《大公報》發行量大增。
一九四七年王芸生以《大公報》總編輯身份，應盟軍司令麥克阿瑟之邀赴投降後的日本考察，他歸來後寫了十二篇文章《日本半月》，在《大公報》上連續刊出。
一九四八年《大公報》香港版發表王芸生的社評《和平無望》，標誌着《大公報》的立場轉向未來新中國的主人，他在香港逗留的三個月裏，親自主持港版言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
一九五三年上海《大公報》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後遷入北京，王芸生繼續擔任大公報社長，直至一九六六年停刊。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澤東讓人找出一九三四年版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作為參考資料。在會見過程中，毛澤東兩次提到王芸生，並對周恩來說，應該讓王芸生參加接待活動。此後，王芸生的生活待遇與醫療條件得到改善，一九七三年他作為外交使團的成員再度訪問日本。
一九八○年五月三十日，王芸生病逝，享年七十九歲。趙樸初輓詩云：「少年苦學歷荊榛，終作浮天擊水鯤。人海燃犀嘗燭鬼，論壇主筆仰扶輪。朝宗百折溪流志，報國千端老病身。十載論文風雨共，淚揮遺著勉重溫。」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赴重慶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談判，期間多次與主持《大公報》的王芸生見面、會談。王芸生勸說共產黨不要另起爐灶，毛澤東回答說「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灶裏不許我們造飯。」
修訂並完成《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王芸生晚年最大的願望。一九七九年王芸生自感體力不支，在朋友的建議下，初版中未寫的一九二○年到一九三一年中日關係史部分，王芸生委託《大公報》張蓬舟，以大事記的形式終於補足為全書的第八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