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訪金耀基 科學必須要跟倫理學、美學相遇 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
編按：去年6月，本報創辦「人文」專版，每月邀請當代知識界著名學者、重量級文化人物接受深度訪談，在觀念和思想的碰撞中，為守望文明之旅闢出一處驛亭和津渡。適逢版面創立一周年之際，本報特邀過去一年接受訪問的部分學者以「AI時代的人文精神」為主題，從各自專業領域，暢述人工智能時代下如何護持人類主體性、堅守人文價值的深入思考。在近年世界局勢風雲變幻、人心浮動價值迷失的背景下，他們的睿智與哲思，或許能起到一些慰藉心靈、清晰引路的作用。
金耀基先生，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著名社會學家，熟悉的人皆尊稱金公，香港文化界碩果尚存的重鎮之一。
早在60年前，三十而立的他，就以一本前瞻性著作《從傳統到現代》在華人學術界嶄露頭角，一書風行，從此開啟畢生學術志業。直到去年年初，他還新出版了堪稱該領域扛鼎之作的《中國的現代轉向》一書。中國的現代化研究之課題，看似玄奧高遠，實則是貫穿整個20世紀華人學術界的最大顯學。進入21世紀後，華人社會如何完成和諧轉型，共同走上現代文明秩序之路，仍然是智識精英不懈求索的命題所在。由此，金耀基的苦心孤詣，不能不說是其畢生家國情思、個人卓識宏願、學術潛沉昇華三者砥礪下的心血凝結所在。「但知青春換不回，不信青史盡成灰。」這是被譽為「中國現代化理論第一人」的金耀基先生的夫子自道，也是本報去年開闢「人文」欄目，以金教授作為第一位受訪學者、呈現其學術思想源流的重要原因。
而在現代化研究之外，金耀基教授對「大學之為何物」的教育問題研究，同樣頗受重視。這起源於金教授1975年在劍橋大學的訪學，對這家中古時期所創立大學的千年存在之幽思，啟發了他對大學理念，大學在發展知識、培養人才、推動時代進步等方面作用的興趣。相關研究思考已匯集出版為《大學之理念》與《再思大學之道：大學與中國的現代文明》兩書。應該說這是自蔡元培先生後，華人世界少有的以中文系統論述大學之道的著作。在近幾十年來海內外經濟騰飛、兩岸及港澳大學教育崛起、學府多有衝擊世界名校之志的背景下，金耀基的研究，自有其發人深省的獨特價值，亦常常引發關注教育者的共鳴。
在去年於香港沙田馬場金教授家中所進行的採訪中，金公已暢述他對新時代下教育之道的觀察與憂思。他認為，在科學當陽稱尊的氛圍下，中國2000年信奉不疑的「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已在今日大學中漸行漸遠，被新的大學之道所取代，即「大學之道，在明明理（明科學之理），在新知（創科學之新知），在止於至『真』」。
金公說：「我對大學求『真』的科學知識絕對肯定與歡迎，但大學如果失去了『德性之知』的價值知識，我會感到不安。我相信中國的大學在構建中國『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應該扮演一個關鍵角色，而中國的現代文明必須包括『真、善、美』三大知識範疇，大學在求『真』之外，也必須承擔起求『善』、求『美』的使命（在中國，善與美是互通的，至善者也必至美）。所以我認為古今的『大學之道』應該並立共舉，不可偏廢。」
這是金教授作為退休的大學校長、教育家，對有普遍性教育規律問題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
一年之後再訪金公，過去還若隱若現的AI人工智能對包括大學教育在內的人類社會的影響或衝擊，其如野馬脫韁的加速之勢已昭然若揭。90高壽的金公曾嘗試用AI為老朋友—曾擔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的新書作序，AI產出了四篇文章，「每一份都不錯，均可達到六十分以上水準，文筆與邏輯甚至優於一般人」。但他最終還是決定親自執筆：「人類文章中的情感與氣勢，仍是AI難以企及的。」
AI是可以為人類控制和善用的新工具，還是會陷人類於深重人文危機的威脅？此一新科技引發的科學倫理和科學哲學困惑背後，是否蘊藏着「現代人的夢魘」？面對此一飽含不確定性的未來之問，且聽金公的智者之思。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公，您長期思考教育問題，去年訪問您時，您對大學教育不僅要求真，也要求美和求善這一命題，做了很多闡述。一年後再訪問您，您覺得這個命題是得到了緩解，還是仍在加劇？
金耀基：我覺得沒有緩解，還在加劇。為什麼？因為當代的教育思想差不多都傾向於科學教育，連中學都開始採用STEM體系，STEM裏面全部是理工科的東西，可以說教育在求真這方面做到了極致。假如一直到大學階段整個教育系統裏強調的都是數理教育，思想訓練也都在這方面進行，是不是失去了教育的意義？我認為任何一個文明，一定要有三塊內容：一個是「善」，一個是「美」，一個是「真」。如果單單是把真極大化、壓制了美跟善的話，這不是人類文明的理想情況。可以想像，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假如哪一個時代裏面沒有美、沒有善，這個文明沒有什麼可以值得留念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說起AI這個話題，記得您去年主動聊起DeepSeek、豆包，說明您一直關注新的技術發展，您怎麼看AI技術的出現和應用？未來對人類會有怎樣的影響？
金耀基：AI對人類社會是一把雙刃劍，我一方面感到歡樂，另一方面也感到恐懼和擔憂。科技的力量實在是太大了。1997年IBM研發的Deep Blue，打敗了當時西洋棋的世界冠軍；2015年研發的阿爾法狗（AlphaGo），擊敗了圍棋冠軍李世石。連圍棋這樣高度依賴人類心智的精神活動，都被AI超越上來了，可見人工智能的無限潛力。但科技也有其陰暗面，就像核武器是人類的懸頂之劍，不知何時地球就會毀於一旦。所以有人問楊振寧：「你覺得原子彈是沒有發明好呢，還是發明了好？」他說：「我希望沒有發明。」人類發明任何工具、任何武器時，絕沒有想到這個最後可能毀滅我們人類。這個擔憂，跟我們今天擔心AI會不會取代人類是一樣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對AI技術的發展，科學家內部好像也有不同聲音。比如「人工智能之父」辛頓 （Geoffrey Everest Hinton，202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就說：「未來很可能會研發出比人類更聰明的人工智能。 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恐懼的事。」也有科學家比如戴密斯·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DeepMind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2024年度諾貝爾化學獎三名獲獎者之一），就主張科技向善，而且能夠達到向善，他預測AI在十年內可能協助人類「消滅所有疾病」。作為畢生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的學者，您怎麼看待科技本身？
金耀基：到目前為止，我必須承認科技對人類的正面貢獻遠遠超過其負面影響。科技給人類社會帶來的飛速發展，對人類健康作出的卓越貢獻，是前所未有的，沒有科技就沒有當今現代化的中國。這裏面有一個根本因素：人之所以為人，是人類懂得創造工具、使用工具，青銅器和鐵器的出現，都是不得了的革命。所有科學發明都是人本身的extension，先是蒸汽機，再是汽車，工業文明出現，機器力取代了人力跟動物力。由於技術工具的普遍應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也都改變了。講到底是工具幫助人類解決問題，這是我的工具觀。現在AI出來，我認為AI也是人類創造的一個強大工具。
不過AI的出現，已經不再只事關體力，而是腦力問題。以前機器代替人的勞動，人類是歡迎的。但現在取代了人的腦力活動，人類也開始思考，過去生產出來的所有機器，再好的機器，也不會有主體性：它是照人的想法做出來的，還是工具。可是到了有一種機器比如AI，會不會慢慢生成自己的語言，自我產生一種獨立性？現在有人已經提出，它是工具還是主人，有沒有自主性？有人認為它還沒有。我自己不敢講。你問我把它封閉、關掉好嗎？我也不贊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學者，您其實一向對工具理性、科學主義持警惕態度，早在1966年，您就出版了著作《現代人的夢魘》，從人文視角剖析科技理性擴張、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下，現代人的精神異化和價值感喪失問題。為何您早年就有這一主張？
金耀基：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就出現了現代性問題。我很欣賞的馬克思·韋伯（Max Weber，德國社會學家）指出：現代化過程就是一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過程，他提出了「理性」的概念，有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韋伯對現代社會的發展感到憂心。人類可不可以用理性解決所有問題？如果可以，人類社會應該一片光明。事實上20世紀發生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是對人類理性最大的侮辱。啟蒙運動的黑暗面被發掘出來，實際上出現了工具理性的霸道，這是理性的啟蒙運動的誤區。今天的科學已越來越發達，科學代表了理性，但如果科學理性變成了唯一的理性，就是科學主義。人類需要不同的知識，但在科學主義思維影響下，科學成了唯一的知識，這是一種唯科學論的論斷。所以我們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主義。
今天我們對AI的認識，也要注意到這個工具理性的問題。我把AI看作是20世紀以來最高的一場知識革命，我認為它改變了知識創造、生成的方式。這是以前人類不可思議的。以前是工具、機器代替人的體力，現在是代替腦力，那人怎麼還會繼續是主人呢？60年前我出版《從傳統到現代》的同時，也出版了《現代人的夢魘》，講的是中國應該追求現代化，但也要看到現代性裏有黑暗的一面，所以我寫人類被機器控制了，來形容現代社會人可能遇到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最後一個問題，如果您今天還是中大校長或某學校負責人，面臨AI崛起對人類生活可能造成的衝擊，您會怎麼應對？
金耀基：我向來認為，任何一個文明的發展，必然要有真、善、美三塊；人類的任何知識，必然是三維的——講真、講善、講美。科學是我一直推崇的，但科學不能變成科學主義，科學必須要跟倫理學、美學相遇，不能分開。真就是美，美就是真，中國人講王羲之的字——盡善盡美，美善真有相通之處。不能讓單獨一樣東西擴張得太厲害。假如今天我還在教育界工作，除了STEM外，我一定要加上人文教育內容。這是為了我們的文明，為了下一代年輕人的前途。總而言之，人是創造工具、利用工具的。創造工具和利用工具，是為了達到真善美的目的。假如工具本身變成了一種反刺，可能使得我們文明的維度失衡，這個情形長遠講是非常危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