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股觀察/粵港一體化的長遠價值──香港五年規劃戰略抉擇（五）\席春迎
當香港特區政府開始醞釀其歷史上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時，全球政治經濟地理正經歷自二戰以來最深刻的範式轉移。傳統的全球化正在解構，而以人工智能（AI）為核心的新質生產力正在重組人類的價值創造鏈條。
長期以來，社會各界對香港轉型的理解仍停留在「產業升級」的線性邏輯中──即如何在金融、貿易之外多加一點「創科」撥備。但這種觀點忽略了一個核心事實：香港真正的轉型，不是孤立的「升級」，而是「重新嵌入國家生產力體系」的結構性重組。
過去四十年，香港的繁榮建立在「外部性連接」之上，即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超級聯繫人」。然而，在AI與算力定義主權、數據與Token定義價值的今天，單純的「連接」已失去稀缺性。未來真正決定一個城市地位的，是其組織生產力的能力、定義規則的權力和配置新要素的效力。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的本質，是香港從一個「單點運行」的自由港，演變為「粵港澳大灣區超級生產力共同體」的核心樞紐。這不僅是香港的自救，更是國家在面對全球存量博弈時，祭出的最強「制度與產業集成系統」。
港深結合優勢互補
市場習慣用「深港競爭」的零和博弈來看待兩地關係。這種認知在工業時代尚有餘地，但在AI時代則顯得極其陳舊。實際上，深圳與香港已演化為一種互為因果的「半系統關係」。
一方面，深圳的「硬核底色」是全球最強的工程化母體。深圳擁有全球獨一無二的製造業體系。這種體系不只是規模，而是其「產業密度」與「反應速度」。在AI機器人、低空經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深圳具備將一個科研原型在24小時內轉化為供應鏈原型的能力。它是全球新質生產力的「工程化中心」。
另一方面，香港的「制度高地」體現在全球價值的合法性定義權。香港擁有普通法系、自由港地位、成熟的國際金融體系及跨國人才庫。更重要的是，香港擁有國際公認的「價值定義權」。一個AI模型，在內地可能只是工具，但在香港的制度環境下，它可以被資產化、證券化，並最終在國際資本市場完成價值閉環。
深圳缺的是「制度信用與國際槓桿」，香港缺的是「物理載體與產業腹地」。兩者的結合，不是1+1=2，而是形成了一個具備「研發（香港）─工程化（深圳）─規模化生產（南沙／東莞）─資本化與全球定價（香港資本市場）」完整閉環的超級系統。這是波士頓、硅谷，甚至倫敦都不具備的集成競爭力。
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必須建立在對大灣區核心平台的精準定義上。前海、河套、南沙不再是傳統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它們是香港「底層能力」的跨境延伸。
其一，河套解決「從0到1」的跨境制度摩擦。河套的意義在於「制度特區」。這裏要解決的是AI時代最核心的要素流通問題：數據跨境。如果香港要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核心不在於蓋多少樓，而在於能否在河套實現「科研要素的無感通關」，包括算力資源的跨境調度、生物樣本的自由流動，以及知識產權的跨境雙向保護。河套是香港研發能力的「離岸加速器」。
其二，前海是金融與規則的「軟銜接」。前海承擔的是「深港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重任。在AI金融、數字貿易規則定義上，前海是香港專業服務走向內地的橋頭堡，也是內地企業利用香港規則「出海」的實訓場。
其三，南沙是香港「再工業化」的終極戰略腹地。南沙是香港最被低估的「戰略變量」。如果說河套是「實驗室」，那麼南沙就是「超級工廠」。香港談「再工業化」多年，受制於土地與電力成本，進展緩慢。南沙擁有廣闊的物理空間、深水良港，以及已經成熟的生物醫藥與航空航天產業群。南沙不是香港產業外移的「垃圾桶」，而是香港「數字工業化」的底座。未來，大批香港孵化的硬科技項目，其大規模製造與中試基地應錨定南沙。
打造算力金融中心
在AI時代，能源與算力即是主權。香港過去依靠房地產定義城市價值，未來必須依靠「算力底座」定義數字價值。位於北都的沙嶺，與深圳羅湖近在咫尺。這裏不應只是一個數據中心聚集區，而應被定義為「全球算力金融中心」。其核心作用包括：
1）能源與空間的對價：香港利用其穩定的能源保障與獨特的地理位置，承接大灣區乃至全球的AI算力需求。2）算力資產化：我們應探索將算力通過Token或專項基金的形式進行證券化，讓算力成為一種像石油一樣的可交易、可質押、可流動的金融資產。3）「數字工業化」的實現路徑：依託沙嶺的算力優勢，香港可以跳過傳統工業，直接進入以「AI設計＋虛擬仿真＋雲端製造」為特徵的數字工業階段。
如果資本市場不改革，香港的產業重構將只是無米之炊。當前的港股市場面臨嚴重的流動性分層與「中等市值陷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必須在資本市場改革上祭出重拳。首先，深化18C章程，定義「專精特新」定價權。香港應利用18C章程（特專科技公司上市規則），深度對接內地的「新質生產力」企業。不僅要吸引它們上市，更要通過引入AI算法賦能的流動性管理，解決中小市值公司被邊緣化的問題。
其次，構建「AI投行」。傳統的投行模式已無法有效評估AI企業的未來價值。香港應率先發展基於大模型的「AI投行系統」，通過對產業鏈數據的深度解析，為科技企業提供精準估值。同時，推動「AI港股通」，讓內地資本能更便捷地配置全球領先的AI科技資產。
再次，資本市場的「系統級併購」。支持存量上市公司跨界併購AI資產。通過「傳統產業＋AI賦能」的邏輯，重塑存量上市公司的PE倍數。這是盤活港股活水的關鍵所在。
告別過去重裝上陣
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必須與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深度協同。在國家戰略棋盤上，香港不僅是一個經濟城市，更是一個「價值對沖與風險管理中心」。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全球AI治理的「中國窗口」。在美歐分別建立AI監管框架的背景下，香港可以利用其法律優勢，建立一套兼容並蓄的「AI倫理與安全標準」，成為中國AI技術走向全球市場的「國際認證站」。
其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數字化引擎」。通過數字港元（e-HKD）與內地數字人民幣的跨境協同，香港可以構建一套基於RWA（現實世界資產代幣化）的跨境結算系統。這將極大提升人民幣在東南亞及「一帶一路」國家的資源配置效率。
其三，全球價值鏈的「定名權」。未來的競爭是關於「誰能定義什麼是高價值」。香港應通過其法律、金融、專業服務的一體化輸出，為中國的新質生產力──如綠色能源標準、智能製造標準、生物醫藥准入標準──提供全球公認的定價與合規框架。
香港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不應只關注本地的GDP增長或失業率，它應該是一份「系統集成宣言」。它宣告了香港從一個孤獨的自由貿易港，正式轉身為一個超級生產力系統的「操作系統」。在這個系統中：河套是研發內核、深圳是動力馬達、南沙是承載底盤、香港資本市場與法律制度，是這台巨型機器連接全球價值池的「通用協議」。
未來的競爭，從來不是城市與城市之間的競爭，而是系統與系統之間的博弈。粵港澳大灣區正在形成的，是全球第一個「制度差異下的超級生產力共同體」。香港，必須成為這個系統最重要的全球接口。這不僅是歷史的機遇，更是香港作為國家戰略資產的終極宿命。
（作者為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協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