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談(澳門篇)/視聽時代,澳門何為\吳志良

  圖:澳門大三巴牌坊及其周邊建築。\新華社
  圖:澳門大三巴牌坊及其周邊建築。\新華社

  六月二日,澳門國際網絡視聽節在這座以融會中西著稱的城市開幕。來自全球的多位創作者匯聚一堂,探討網絡視聽如何重塑文化傳播的版圖。置身這樣的場合,一個長期縈繞心頭的問題再度浮現:中國故事要真正走進世界,究竟還缺什麼?

  我們並不缺技術與規模:數字敦煌讓千年壁畫在雲端呼吸,北京冬奧會以「中國式浪漫」驚艷世界,一批精品劇集在東南亞、非洲乃至歐美收穫觀眾。然而,「國內熱、國際溫」的溫差依然存在。不少精心製作的內容,在國際輿論場中叫好不叫座─不是故事不好,而是講的方式不對。國際受眾習慣於從具體的人、鮮活的生活中讀取意義,而非從宏大敘事中接受結論。這種錯位,導致了許多好故事「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

  更深層的挑戰在於,全球傳播生態正遭受算法繭房、身份政治和「文明衝突論」回潮的三重夾擊。人們困在同質化的信息氣泡裏,對異質文化越來越缺乏耐心與理解。當隔閡成為常態,跨文化傳播的關鍵就不再是「發出更多聲音」,而是找到一種能讓不同文明背景的人願意聽、聽得懂的表達方式。

  這就需要一座真正懂得「跨文化翻譯」的橋樑。而這座橋樑,澳門已經搭建了四百多年。

  澳門是一座因文化而生的城市。從十六世紀中葉開埠起,她就扮演着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樞紐角色。一直以來,澳門從未喪失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即便在葡萄牙人入居的數百年間,華人社群始終堅守着自己的信仰、語言和生活倫理。十九世紀,鏡湖醫院、同善堂等慈善組織以興辦義學、施粥贈藥凝聚社群,使中華文化成為抵禦殖民同化的精神堡壘。

  與此同時,澳門又以驚人的包容度接納了異質文明。媽祖閣與聖老楞佐教堂隔街對望,哪吒廟與大三巴咫尺為鄰。土生葡人用粵劇唱腔演繹葡國民謠,中式廟宇的香火與西洋教堂的鐘聲和諧交織。葡式蛋撻和廣式點心同列一張餐桌,除夕鞭炮與聖誕燈飾共享一片夜空。這些都不是主題公園式的文化展演,而是四百多年日常生活的真實沉澱。

  澳門歷史的最大魅力在於文化,而文化既不抽象也不宏大,它就體現在這種日常的一呼一吸之間。「不同而和、和而共生」「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幾個字,是澳門人對生活極為樸素的理解,也是這座小城為人類文明貢獻的極為寶貴的智慧。

  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積澱,使澳門成為一座天生的「文明實驗室」。她證明了一個常被忽視的真理:不同文明並非必然衝突,完全可以在各自保持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和諧共生。二○○五年,「澳門歷史城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定,既是對中華文化包容性的宣示,也是對文化主權不可分割的有力確證。

  更重要的是,澳門在漫長的歷史中積澱了一套獨特的「跨文化翻譯」話語體系。

  一五八四年,利瑪竇在澳門繪製出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他用西方幾何學敲開中國士大夫的門扉,同時將《四書》翻譯成拉丁文,讓孔子思想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資源。鄭觀應在澳門撰寫《盛世危言》,用世界眼光審視中國變革,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毛澤東等整整一代人。耶穌會士的信札從澳門發往歐洲,其中關於《易經》哲學的描述,甚至啟發了萊布尼茨對二進制的研究。

  從「東學西傳」到「西學東漸」,澳門始終是雙向交流的活態通道。這座城市擅長的,就是用對方容易接受的方式、用彼此都能明白的語言來講述故事。這種能力不是刻意訓練出來的,而是在幾百年間與異質文明朝夕相處、日復一日磨合而成的本能。

  今天,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保障下,澳門的平台價值更加凸顯。我們擁有三重不可替代的身份:東學西傳的歷史見證者、「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者、連接中國與二點八億葡語人口的微型超級文化樞紐。國家明確支持澳門建設「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以此為指引,澳門在中國國際傳播中可以發揮三大功能──

  其一,中華文化的「轉化器」。澳門善於將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體驗的生活場景。我們不需要長篇大論地宣講和諧共處,只需請朋友在澳門老城區走一走:看賣涼茶的阿婆與開葡國餐廳的老闆如何比鄰而居、彼此照應,看不同信仰的人們如何在同一條街上各安其所。這種具體而微的共生,就是最有力的講述。

  其二,文明互鑒的「實驗室」。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為觀察不同文明如何相遇、碰撞、對話、共存提供了無價的活態樣本。這個樣本不是陳列在博物館裏的標本,而是持續生成新數據、新經驗的活系統──它正在為回答「不同文明能否和平共處」這一時代之問,提供經得起檢驗的實證。

  其三,精準對流的「樞紐站」。依託歷史紐帶和語言優勢,澳門在面向葡語國家和海外華人社群時,具有天然的親和力與抵達力,能夠實現文化傳播的精準對接,避免「大水漫灌」式的低效投放。

  視聽時代,澳門何為?

  回到網絡視聽這個話題。網絡視聽可謂當今最無障礙的媒介語言──它具象、直接、充滿生活氣息,不需要複雜的文化背景就能引發共鳴。而澳門,恰恰是一座天然適配這種媒介的城市。視聽傳播需要真實的場景,澳門有四百年的共生場景;視聽傳播需要動人的故事,澳門本身就是故事。

  兩者的契合,為破解中國國際傳播的「溫差」難題提供了獨特的可能。當中國的文化理念經由澳門重新編碼,它們將不再因差異而帶來隔閡,反而會因對話而激發共鳴。這是一種全新的講述方式──不是關於「我們」與「你們」的故事,而是關於「我們如何共同生活和創造」的故事。